老农的情怀——回忆我的父亲
王景和
父亲在新华社吉林分社门前乘凉（摄于年）
父亲去世快20年了，但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民，他操劳一生，贫困如洗，但他的品质，他的人格，他的情怀，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一
父亲是年出生、年去世的。在他们兄弟五个中，他排行老末，小时候人叫他“小五”，到老时大家称他“王老五”，他的真名王佩利却很少有人叫起。
父亲生长在长白山区松花江边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就跟着爷爷干农活。当年，爷爷领着全家人租种着东北有名的大地主“韩边外”的土地，“韩边外”租子收的不很多，偷着开点小片荒也没人管，因此全家生活还算过得去。爷爷奶奶去世后，伯父们分家另过，十几岁的父亲便过起了到处扛活打工的漂泊生活。
一连二十多年，父亲今天给这家抗活，明天给那家扛活，将将巴巴混口饭吃。我曾问过他：“你给人家抗活，人家给不给钱？”父亲说：“哪里有钱，供饭吃就不错了，最好的一次是在稗子沟屯的王忠家，干了一年，挣了一口猪。”
除了扛活，他还放过木排，撑过大船，日本鬼子抓过他的劳工，国民党逼他修过碉堡。直到40多岁了，在上游的大船口屯，经人介绍，才与我的母亲成家。
二
在旧社会吃过苦遭过罪的人，对新社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自我懂事时起，父亲就常常给我们讲他的经历，情不自禁地总是夸赞八路军好，共产党好，让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的恩情。
年，日本鬼子投降，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班进占了我们屯。他们在我家的西山修了地堡，经常下山来“打粳米骂白面抓小鸡”。我们屯的小鸡抓光了，他们又逼着屯里人背着背筐到岭后的村子去抓，大家都气得不得了。“中央军”驻在的西山特别陡，从山下到山上有二里多地，空手上山，手把着身旁的小树还得每走几步就停下喘口气，可他们硬逼着父亲给他们每天往山上挑四担水。有时父亲累得不行，想歇歇脚，不是挨骂就是挨打。还有一次，是去上游的抽水洞屯修碉堡，因为风大，划船困难，去晚了一些，父亲就被他们打得皮开肉绽。
１９４８年的冬天，八路军向国民党发起攻击，一夜之间就把国民党赶跑了。第二天一早，八路军进了我们屯。枪没放下，就挨家挨户地挑水，扫院子。到吃早饭时，父亲再三让他们进屋吃点热乎饭，他们说啥也不进，就坐在院子南边的坎儿上，冒着刺骨的寒风，吃一把干粮袋里的炒玉米粒，揞一口雪。过了不到一天，他们又忙着去追赶逃窜的国民党残匪了。从此以后，我们的家乡算是彻底解放，父亲也不再当牛做马了。
大约是年的冬天，父亲去离家几十里路的林场给生产队的采伐人员送粮，回来困得不行，躺在牛爬犁上睡着了。后面来了辆汽车，按了很长时间喇叭，父亲也没听见。司机就把车停在路边，下来一边拍我父亲，一边用温和的语气说：“大爷，醒醒吧，天冷，别冻着，下来找个店睡一觉再走吧！”回到家里，父亲说：“这要是在旧社会，不管是日本鬼子还是国民党，他要不踹你几脚才怪呢！”
土改时，我们家的成分划成贫农，实际上父亲过的是雇农的生活，家里仅有的两间草房还是那种半地上半地下的地窨子。解放后分了土地翻了身，家里仍是相当困难，但那时年年政府都给救济，而且我上学以后从来都是免交学费的。对此，父亲牢记不忘。年，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同学中有人埋怨共产党，说当初就不应该跟苏联好，还有的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说三道四，甚至说毛主席如何如何。父亲来给我送衣物听到这些议论后，对我说：“你可不要跟着瞎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哪有穷人的今天！”
父亲与孙女在一起（摄于年）
三
刚分得土地的父亲，像所有的穷苦人一样，无比的兴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热情，开始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光有土地没有牛马，耠地耥地都是问题。后来成立互助组、初级社时，父亲都是积极报名参加。合作化给家里生活带来了变化，父亲深深体味到了集体的温暖，他也把自己完全熔入到了集体之中。
在旧社会劳累了大半生，父亲落下了严重的咳喘病。从我记事时起，就发现他成天成宿地咳嗽。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咳得睡不着觉。常常是躺一会儿，坐起来，坐一阵儿，再躺下，一宿睡不了多少觉。那时也没什么药，就是麻黄素，不吃吧，咳嗽得受不了，吃吧，又睡不着。咳得严重时，他也曾叹息：“唉，怎么还不死呢？这个罪真是遭不起了。”但就是这样，他从来没有请过假，从来没有向生产队要求过干轻活。
夏天铲地，一些年轻人毛毛楞楞的，只图快，不顾质量。父亲却常年像干自己家的活一样，细心地铲好每根垅。别人铲地，刮刮垅上的大草就过去了，苗根如何很少管，他却不但把苗根的草也铲净，还要带回一些土把小苗培上。这样，别人铲到地头歇气了，他还在地中间，等他铲到头时想歇歇时，人家又起来干了，一整天一整天的，他得不到休息。评工分的时候，别人评10分，他顶多得8分，但他从不争讲，倒是有个老刘头总打抱不平，常常在会上说：“你们看看人家王老五铲的什么地，你们铲的什么地？凭什么只给人家8分工？”
在生产队里，有什么脏活累活打公差的活，一般都少不了父亲。修公路，修水库，上林场搞采伐，有时一去两三个月，家里剩下聋哑的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个，农活常常被耽误，但生产队一声令下，他总是说走就走，从不讲客观，并兢兢业业地坚持到底。
冬天生产队卖柴禾是个苦差事，头天下午要踏雪上山把割好的柴禾倒到山下，然后把爬犁装满。大约半夜11点左右，套上牲口出发，运到离家40多里地的一个小镇上去卖。有时上午卖完了下午就可以返回来，有时要到天黑才能卖出，回到家就半夜了。有一次半夜回家走到离家三里多地的“西沟里”那片坟地时，老牛不知看到了什么，一下子“毛”了，尥开蹶子奔跑起来，父亲被掂下爬犁，边跑边“吁吁”地喊，但老牛就是不停，硬是一口气跑回屯里。卸爬犁时一看，牛样子跑丢了。这在有的人，可能不会当回事，更不会夜里去找，因为大家常说西沟里那个地方好“闹鬼”，但父亲怕没有牛样子第二天没法套爬犁，耽误队里的活，硬是打着手电去找了回来。
四
３０年代编辑出版的《桦甸县志》这样记载：“桦甸风厚俗醇，人多慷慨。在昔行者勿庸裹粮，任便食宿，东道不索资，旅客不致谢。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俨然世外桃园。”农村里“秋刈冬藏露置原野，家畜之牲任便放纵，不事管护，自无窃攘。风俗之醇由此可见。”
这种纯朴的民风，从我父亲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从我记事以后，我就深深感到，父亲一向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宁可撂下自己手中的活计，也要去帮忙。那时的小孩子都喜欢到大江去玩，他有空总是在一边照看，生怕有谁掉到江里。50年代，我家住的是低矮潮湿的地窨子，但屯里的乡亲却常到我家来串门、玩耍，直至借宿。就连到这个屯要饭的也愿意在我家落脚。有一年年根儿，一个从山东来要饭的人，硬是在我家住了四五天，直到正月初四才离开。临走时，对我父母亲的热情招待千恩万谢。
父亲是个摆渡能手，无论冬夏，没有谁安排，他自动地担负起往来摆渡的任务。谁要过江，不管风里雨里，也不管是白天晚上，他是随叫随到，有时人家给他几毛钱，有时分文不得。有一年初冬，大江刚结一层冰。早上，父亲正在吃饭，听得江东有人喊要过江。他撂下饭碗走出去，拉上家里的小爬犁，上面装上小船，踩着薄冰，出出溜溜地过江接人去了。家里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生怕他踩漏了冰层掉到江里。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父亲平安地回来了。我问他，爬犁上装船干什么。他说：“让过江的人坐在船上安全，我在冰上拉爬犁，一旦把冰踩塌了，我就上船，凿冰过江。”我问给多少钱，父亲说五毛。我说：“你那是何苦呢，要是有个好歹怎么办？”父亲说，这个时侯要过江的，都是有急事。说着，又去干他的活去了。
五
父亲一天书没念过。他曾说，当年爷爷也想让他到私塾念几天，但他看到私塾先生总打学生，他害怕，便没有去。这一辈子他深知没有文化的苦处，因而尽他最大力量供我们哥三个读书。他常说：“你们要好好念书，别像我似的，当了一辈子睁眼瞎。”
我九岁上学，学校离家十几里地，要爬几座大山。放学晚了，他担心路上出问题，常常要跑出很远去接我们。冬天，我穿的是牛皮靰鞡，晚上里边湿漉漉的，他总是把里边的草掏出来晾干，第二天一早再一点一点地把草絮好，免得我冻脚。至于学习用品，他是尽其所能地给我置办。这所学校没有高小，到初小毕业的时候，父亲又给我联系到40多里外的集厂子镇亲戚家读书。送我去上高小的那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好好念，你能念到哪我供你到哪，宁可要饭吃也供你念。”
其实，当时父亲也不知道书念多了到底有什么用，不知道学校里还有什么初中、高中、大学之分，不知道我们把书读好了会给他带来什么好运。反正是我上初中他供，上高中他也供。直到上大学时，他才从屯里人的眼神和议论中看出了大学生的分量。
那是年8月，我已离家到30多公里外的公路边等车，准备去远方串门时，吉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到屯里了。这时我家已搬到东兴参场（叫“地方国营桦甸县参场”），参场有二三百户、多口人。通知书一到，一传十十传百，全屯人差不多都知道了。“老王家那个大小子不简单，考上大学了！”“这可是咱们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还有人对父亲说：“老王头你有功啊，供出了个大学生！”父亲乐得闭不上嘴，赶忙顺着公路去找我。当我得知消息往回赶迎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走出来20多里地，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接着是筹措钱。学杂费、书本费和路费共需40多元，上哪里筹措这笔钱呢？那时屯子里有钱的人家不多，像我们家这样穷的，有钱人家也不大愿借，怕我家还不上。父亲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远在80多里地之外的我的叔佰二哥，因为他每年打鱼卖钱，有点积蓄。于是父亲又步行两天，借了钱回来，我才启程。
大学毕业后，我先是被分配到蛟河县革委会，后又调到桦甸县委工作，并住上了两间很漂亮的崭新的砖瓦房。父亲这时好像才体味到一些供孩子读书的益处。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奶奶临死的时候跟你几个大爷再三说：‘小五子还小，你们可要好好照顾他啊！’唉，想不到我还能有今天啊！”后来，我又调到新华社吉林分社工作，父亲在家里有一次自言自语：“这么说，我还能到长春去住住？”可惜父亲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在我家搬来长春之前他就去世了。
六
年以后，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那时家里客人多，孩子又小，每年买秋菜、烧柴，办年货要扣去大笔钱，每月实发的工资仅够领粮，很难特殊给父亲开小灶，或买点什么好吃的。有一段时间，我从稿费里每月给他五元钱（那时每篇稿子两三元、三四元，公家还要留60%），让他自己想吃啥买点啥。但他一点吃的也舍不得买，都给家里置办家什了，今天买把斧子，明天买把锯，再不就买块磨刀石。现在我们家里用的磨刀石还是父亲当年买的。
有一次他病重，喘得厉害，医院住院。到第三天，护士来收钱，一共要11元多，我怕父亲知道心疼，背着父亲把钱交到护士手里。后来父亲问我：“要多少钱？”我说不多，十来块钱。父亲说：“他妈巴子的，这么贵，咱不住了，回家吧！”好说歹说，他才勉强住了一个礼拜，病情稍有好转就出院了。
年的冬天，也许是家里生活太清苦了。一天，我领父亲和三个孩子到市场去。我问他们吃点什么，他们说喝豆腐脑。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碗豆腐脑，吃完以后，三个孩子回家了。我领着父亲又转了一会儿，问他还想吃点什么，他说：“咱吃碗大米饭吧。”我领他到一个小饭店，买了一碗大米饭和一碟麻辣豆腐。看着父亲一口一口地吃着那个香劲，我心中的愧疚感难以言表：一个堂堂的新华社记者了，家里的生活竟困难到这种地步，年迈的父亲连吃碗大米饭也成了一种奢望了！
转过年来，父亲的咳喘病没好，又得了前列腺炎，小便便不出来。医院插导管，不到两天尿道又发炎了。没办法，我满街找中医。最后在一个姓王的医生那里花五角钱抓了六味小中药，连吃了一个礼拜，尿路就通了。那一天，父亲在厕所里喊：“景和，尿出来了，这回我又能劈柴禾了！”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一生勤勤恳恳，就是喘得很厉害的时候，只要能下地，他也要找点活干。
这一次，他病得很重，天天打青霉素，咳喘不见轻，前列腺炎也有反复。我的探亲假已经过去不少天了，仍不能脱身。我给单位打了电话请假，但父亲反倒替我着急。他几次跟我说：“景和，你回去吧。你是有单位的人，哪能老在家侍候我呢！”我总说不忙不忙。可有一天他从仓房里拿出一把成梱的黄烟，把烟叶一点一点地撸下来装到口袋里，又一次催我回单位。我看他气色好一些，再说离开单位时间确实很长了，就同意了父亲的意见。临走时，父亲送我到大门口，问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我说过一个多月，“五一”就能回来。
万万想不到，这一走，竟成了永别。3月10日下午5点多，在我离家还不到10天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们。我是当天中午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往回赶的，但走到吉林市已没有车了，第二天中午到桦甸一看有人来接我，心就一下子凉了。
七
父亲的病逝，使我陷入难以控制的悲痛之中，多少天打不起精神。回到单位后，什么也不想干，头发胡子也长的老长。父亲受了一辈子苦，到老也没享到福，做儿女的，何等心愧！更让我愧疚的是，父亲病重期间，有一次半夜喊我到他的屋，问我是不是睡了，我说刚睡着，他看我那困盹的样子，说：“那你回去睡吧。”我就回自己的房间了。事后我想到，父亲喊我，肯定是有话要说，但直到他去世，我们没有机会好好交谈，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单位领导看我精神挺不起来，决定把收发室倒出来，让我把家搬来。家搬到长春后，由于长春蔬菜价格便宜，家里很少来人，生活明显改善。但每做好吃的，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有多少次，我强忍着泪水把饭咽下去，等家人收拾桌子的时候，我就趴在床上偷偷地哭一阵。
过去，伟人去世，人们常说“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那时，我对这句话理解不深，总觉得那不过是寄托一种哀思。但父亲的去世，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深长含义。父亲留给我们的，确实是无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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