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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经徐兆芳

我的家经

勿忘在莒

(序言)

是有经年,懒得动笔,也厌于阅读。概因文媒书肆,看上去汗牛充栋,繁荣得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俯身掀腾一回,满是抄来袭去的“绣花枕头”,书名标题似是夺人魂魄,可堪卒读者即如孔乙己的下酒小菜“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可怜时下,充盈于耳目的尽是些虚情假意:或是“精心打造,倾情奉献”的广告语,或是屏幕上男女围坐的侃大山,抑或电台里的脱口秀瞎忽悠,更有官样文章里的僵尸八股。精神食粮之贫乏,贫得让人失去饥饿感,乏得让人浑噩且无聊。于是只好选择沉默,佯装休克,或是蛰眠。反正“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爱咋地咋地”罢。

然而,既然甘泉尚在,春水焉不叮咚?而且这股水脉无需深山探访,往往不经意地流淌在我们身边。前不久,老同事徐兆芳老师写了篇名为“我的家经”的文字,说是让我给“掌掌眼”。这,我真真地不敢!只能算是先睹为快。接着,洋洋数万字就流淌到我的邮箱里来了。

本书作者教师职业,况且是中文出身。然而这篇文字却实话实说,不事甜脆与华美。我的理解是非她不能,而是特意不为。文章纯为自述,叙写的又是往事、家事、农村事,为留存生活原始面貌,故而只求行文质朴而畅达。否则,必失之于矫情和造作。所以这些文字乍看朴拙,实则声声泪,字字血,乃深情所浇铸,真情之毕现。

玩“纯文艺”,自来有之,我不喜欢,也不贬斥。但总认为为文应该“载道”,才能流传久远。这部《我的家经》,当属“载道”之作。作者笔触所及,没有波澜壮阔,范围不广,也没有对社会予以深刻的挖掘,只是围绕父母双亲、家庭生活和个人情感的层面,展示了自个收获的人生理念和真谛。感念父母生养抚育,承继家风与人为善,不为一己之私所囿做个好人,应是这篇文章奏响的主旋。

想起“勿忘在莒”。成语典出《吕氏春秋·直谏》:春秋时齐国内乱,公子小白流亡于莒国,后返国登上大位,是为桓公。喜气洋洋的当日,桓公、管仲、鲍叔、甯戚宴饮酒酣,桓公谓鲍叔:“何不起为寿?”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幸於不殆矣!”成语意思是:须牢记曾经的艰苦岁月,得意之时不可忘本。

论及“忘本”,“本”者根也。反观现时,道德坡度一滑再滑。做儿女的“常回家看看”居然还须倡导,孝敬老人的正常行为竟然还要法律法规来督促,这对于我们社会的人伦和传统,是警醒,是讽刺,还是灰色幽默?

莒地悠悠,古风犹存。该书作者既为莒地儿女,继承之弘扬之,分内之事。本书赠人,为社会添加了正能量;作者留给子孙,当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作为读者,每当被些许小利所缠绕,因生存问题所困惑,或为社会某些现象所迷茫,都不必忧伤,不要气馁。嫦娥登月的高科技固然要靠精英,至于社会道德领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同样是撑天的脊梁!相信吧,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期待《我的家经》早日付梓。谨以为序。

李绿沂

年冬日于昨非今是斋

目录

引言

一、“我就像那白毛女”

二、“我是一棵窟窿树”

三、“为人一辈子,哪有不受苦的”

四、“偷盗的不富,赖人的常贫”

五、“别忘了那个好人”

六、“说话做事不要欺天”

七、“救人就是救自己”

八、“谁叫我是当娘的”

九、“教学生要拿出当娘的心”

十、“是傻子才会自欺欺人”

十一、“人哪有不死的”

后记

引言

我出生于年2月。出生地是莒县城北。上有两兄、两姊,下有两个妹妹。在姊妹中我排第三,村里老少爷们都喊我“老三”,俺娘习惯喊俺“三份唻”。俺娘说:“你是二月二十五日早晨饭时生人,是属狗的,看了一夜的门,到了饭时主人喂饱了你,可以自由歇歇了。我想你是个有福的人,以后我也许还能托你点福。”我想:这大概就是母亲拉扯儿女的最大奢望了。

八岁那年,我看到别人上学,就对娘说:“人家上学,我怪馋得慌。”娘寻思了一会儿说:“你在家也中不了大用,去吧!”我高兴地蹦出了家门,当做大事告诉了周围的闺蜜。记得娘亲手给我缝了个书包,蓝布的;我父亲赶了个闫庄集给买了一块和书本相仿大的石板,几根石笔,就把我送到了邻村“张当门小学”。自那时起,这学一上就是十几年,直到中等师范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出了校门又接着进了校门,被分配到农村教书。文革结束,又去教师进修学院进修中文,算是又充了点电,多识了不少的字。

但这几十年里,总算起来,俺娘却没在我身上享什么福。直到她去世,送老的棉裤还是带着补丁,患着白内障的眼睛虽然恋恋不舍,但到死也还是没看清七个儿女的面庞。为此我至今内疚不已,饱受心痛的折磨。人都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就会淡忘。可在于我,这内疚、痛苦却与日俱增。年纪大了,一些往事越发历历在目。特别是我几年前患了场病后,总有种感觉,以为自己的时日也已经有限,故而常常想念我的兄弟姐妹,更是思念我的亲爹亲娘。旧年那些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场景杂沓叠现,爹娘絮絮叨叨的话语总是萦绕在耳畔。有时想累了,想挥之而不去,况且打心底里也不想挥之。这种情愫,五味杂陈,让我实在按捺不住,终于不得不拿起笔,文笔拙劣也罢,贻笑大方也好,最紧要的是一吐为快,记下他们鼓励我一生的一言一行,一则以示我的儿女子孙,二则了却积久的心愿,再则用来告慰我的亲爹亲娘。于是便写了这一称不上经传但却真实的家经。

作者:徐兆芳

一、“我就像那白毛女”

少小不更事,母亲从不向俺说她自己的经历。我刚升上初中,正值三年困饥饿,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有一次村里放映了电影《白毛女》,母亲看后老是叹气。后来母亲和我一起去姥姥家,刚出村头,母亲就指着西北方向说:“你看见那座山了吗?”我顺着母亲的指向望去,说:“看见了,那不是鸡山吗?听说因山顶有块巨石,样子像鸡,所以叫鸡山。鸡山怎么啦?”“还怎么啦,当年我就像那电影里的白毛女,逃到了那座山上。”

我母亲出生于民国初年。身高一米六七。年轻时很漂亮,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直垂到腿曲弯,白里透红的脸庞上镶嵌着两条弯弯的浓眉,一双闪着亮光的大眼睛。方圆十里都夸她是个美人。一天母亲在街上推碾,被附近洛河崖村的一个前清的单姓举人瞧见,一眼就看中了。于是那举人就托人来提亲。当时的农村社会没有自由,更无相亲这一说,全是父母说了算。姥姥怕得罪举人,也是碍于面子,想给女儿嫁个有脸面的人家,不顾是给人家做填房,同意了这门亲事。十九岁的母亲带着自己的委屈,不情愿地嫁给了这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离娘家三十多里路的洛河崖村的举人。母亲第一眼看到这个人,顿时浑身打颤。只见此人又老又瘦,一口黄牙,嘴里不停的抽着大烟。俩人没说几句话,姓单的举人便浑浑噩噩的睡着了。几天下来,母亲以“闻着大烟味就难受”的理由,拒绝举人进洞房屋。所以每到傍晚,母亲便早早地关上房门。因为这,她婆婆什么狠招都用过了:从窗子外往母亲床上泼水,母亲只好蹲在床头过夜;用竹竿从窗外捅她,母亲只好躲到墙角去;打骂就不用说了。举人家怕丢面子,也未声张。这样好歹过了三天,要回娘家了(结婚三天姑娘回门),母亲像逃出笼的小鸟,连舅舅的小推车都不坐,一路小跑着往家赶。

母亲见了姥姥,趴在姥姥的肩头上哭了半天,埋怨姥姥糊涂,说什么也不回到那人家。姥姥说:“你出嫁了,就是泼出去的水,活是人家的人,死也是人家的鬼,不跟人家了,俺丢不起这个人!”姥爷在一边一声不吭,只是直瞪眼。在姥姥姥爷的高压下,母亲在娘家呆了六天,无奈又被家人送去了单家。

母亲像霜打了的树叶一样,低着头,过了哨门,进了大门,又回到了使她害怕生厌的那栋房子。母亲想:“我不能这样耗在这里,必须想办法逃走。”于是母亲佯装听话,给那人倒洗脚水,给摁上大烟尽他抽。几个月下来,他们家人也放松了警惕,准备已久的逃跑计划开始实施。

八月天,天气稍转凉,过了八月十五节,那家人戒心渐释。八月二十三的晚上,母亲和那家的一个叫“老李”的女佣人商量一块逃走。母亲悄悄的把衣服包成一个大包袱,半夜三更,趁着他们向死里睡的时机,偷偷打开了两道门。母亲跟在“老李”的身后,跨出了这个封建包办婚姻的囚笼。说也奇怪,那晚举人家的狗一声未叫。

夜深人静,俩人连话不敢说,摸黑趟过了村前的那条河。幸亏河水不算深,但仍然湿到了大腿以上。爬上岸,顾不得两腿泥水,忍着衣裤的冰凉,朝着西南方向,一路狂奔。鸡叫时分,来到了位于洛河崖西南面的鸡山下。俩个弱女子,裹着小脚,月黑星稀的茫茫黑夜,摸索着走过那一道道山沟,爬过那一块块岩石。母亲的脚脖子崴了,她咬着牙不吭声,把包袱当成了拐棍。因为山上多是马尾松,刺槐,荆棘,等她们爬到山顶时,一个崭新的包袱下面被岩石磨擦,再加上荆棘的刮拉,都破洞连片了。看看天也快亮了,怕人来追,俩人也实在走不动了,只好躲藏在山上的灌木丛里。

秋天的山上,晨风凉飕飕,汗水与河水湿透了她的衣服。此时冷风一吹,浑身冰凉,加上惊吓劳累,母亲发起了高烧。“老李”只好把换下来的湿裤子,轮番的放在娘的额头上降温。母亲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醒来后“老李”焦急地往她嘴里塞了几个酸枣,算是她一天一夜的“饭食”。傍晚时分,母亲拖着病体,用磨起血泡的小脚,一瘸一拐地下山。看见一条小河沟,没命地奔过去,双手捧起沟水就往嘴里送。猛猛的灌了一肚子沟水,才觉身上舒服了点。面对茫茫星夜,母亲叹了口气,领着老李,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赶路。快半夜了,敲开了下崖村她四姑家的大门。她四姑一看,说:“你来的太巧了,举人家的人刚走了不到一个时辰,可能去你娘那里了,你别回家了,在这里待几天吧。”原来那家人发现娘逃走了,派人到处寻找,找到了与洛河崖相隔十几里地的下崖村。

母亲在四姑家躲了两天,也不是个长远办法,还是趁夜黑启程回家。母亲刚跨进自家大门,一下子愣住了。只见屋里灯火通明,里面坐着一群人,那个举人坐在正中。母亲的心快要跳出来了。他和“老李”轻手轻脚偷偷地躲到漆黑的磨棚里,大气不敢出。等到那群人叽里呱啦地说完话离开许久,才敢探出头来。

姥姥看见母亲,叹了口气,接着就数落开了。母亲却狠狠地说了一句:“我就是死了,也不去陪那个大烟鬼!”这是母亲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一声呐喊,这是一个弱女子为争取自身价值的决心。后来才知道,举人家来娘家翻找了三次,这次故意摸黑到家中捕人,仍没见人,才悻悻地走了。

也许是天意吧,母亲在娘家待了几个月后,忽然单家派人来报丧,说单举人亡故了。姥姥和娘怀疑是报假丧,托人暗中打听,果是真的。姥姥疑惑地说:“这人年纪不算大,怎么说死就死了呢?”娘如释重负地说:“像他那样整天大烟不离嘴,还能不死?这是天意。”母亲回洛河崖发丧了那人,就又回了娘家。这个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

母亲讲完了这段心酸的经历,叹口气说:“我就是那白毛女!”我噙着泪花说:“娘,电影里的白毛女没裹脚,她能跑能跳,你呢?”是呀,母亲的脚虽不是三寸金莲,却也超不过四寸。母亲洗脚时,我看见她的脚趾除了大拇趾外,其余的全部被裹断了。母亲就用这样的一双小脚趟过了不知深浅的洛河,爬上了那海拔近三百公尺的鸡山,况且是漆黑的深夜。天哪,我做梦也没想到,“白毛女”的影子竟然出现在我娘的身上。

我可怜我娘,我佩服我娘的勇敢、坚强、敢于抗争的精神,更为她敢于冲破封建的婚姻制度感到骄傲。这是发生母亲身上的第一次传奇。

二、“我是一棵窟窿树”

尽管这段婚姻荒唐短暂,但母亲仍属于再嫁,回旋余地狭小,所以能接纳她的也只能是贫困的家庭。我父亲十六岁丧父,地无半分,房无一间,家境一贫如洗。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穷,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只是从老辈人嘴里了解个星星点点,说老辈里家人多病,老爷爷死在人家的场屋子里,爷爷年轻轻地多病去世,丢下四个未成年的儿子。十六岁的父亲用稚嫩的双肩挑起了家庭重担,靠打短工度日。听说十三岁的三叔,为从主人家偷个煎饼给奶奶吃,被人家追着打。三叔拼命的奔跑,磕到在地上,不久病死。家里贫穷,父亲直到廿六岁了也没能成个家(这在当时就是打一辈子光棍的苗头)。正巧父亲在姥姥村里打短工。姥姥感觉他家里虽然精穷,但人长得还像样,身板壮,又勤快,就对母亲说:“人不怕穷,只要勤快,有个好身子挣口饭就行。”又承诺说:“你嫁过去,俺给凑点钱,让他学织布,也能养活一家人。”母亲见父亲很机灵,人也长得可心,即使大自己六岁,好歹也将就了。

母亲自此过起了艰辛日子。好在还有娘家的帮衬,我父亲学会了织布,置办了一架织布机,没白没黑地给别人家络籰子,牵布,刷布,织布。常常是半夜三更还是“唧唧复唧唧”,拼命的挣钱养家糊口,终于买了宅基地,盖起了三间土坯草房,这才有了自己的家。

我娘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伟人朱德的母亲孩子也不少,为了不忍心眼看着孩子被饿死,硬着头皮溺死过孩子,这是多么悲惨的事!而我娘也曾忍痛把刚生下的孩子送到墙外去,只不过又被父亲抱回来而已。其实内心痛苦是一样的。想想:生十三个孩子和现在只要一个孩子相比是什么概念?母亲所受的苦与罪是我用笔无法写出来的。

娘21岁生了一个女儿,结果两岁得病夭折了,紧接着连生了三个儿子。据说,生我三哥的时候,又一个奇异现象发生在母亲身上。娘曾说:“我晚上做了一个梦,一顶花轿来到了咱家门口,抬轿的人都穿着官服,其中一人大喊‘落轿’,那顶耀眼的花轿就落在了咱家门口,我一下惊醒了。快天亮的时候就生了你三哥,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梦’。‘梦’长得比你们都俊,白白的脸,浓浓的眉,大大的眼睛,不笑不说话。就连国民党士兵走在咱村时看见了他,也把他抱出老远才肯放下。相面先生大麻子说:‘大嫂,你要能担得起这个孩子,保你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说到这里,母亲叹了口气,又说:“我命不好,担不起这个儿,“梦”长到七岁,生天花发大热,小脸烧得通红,喘不动气,白白地让热给蒸死了,我心疼死了。”

这段伤心往事,母亲和我说过多次,直到八十多岁的时候还不停唠叨。她还说,三哥死的时候左边脸上有一点灰尘,临死前突然抬起左胳膊,用袖子把脸上的那点灰擦掉了。姥姥看到说:“快找点灰给他抹在脸上,省得漂漂亮亮再去托生坑人!”娘看到了,边哭边用湿布和着自己的泪水把三哥的脸洗干净。对姥姥说:“他就是再来坑俺一次俺也愿意。”关于三哥的事娘反复讲的可不少,看来她是多么怜惜她这个儿啊!

三哥再没来坑娘,倒是娘身上因为三哥又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怪异。娘说生了三哥的第二天晚上,她在院子里络籰子,我的一个远房叔叔来家里串门,听到床上有月孩的哭声,就说:“大嫂,你坐月子还这样干,别伤了身子。人说月子里晚上不出来,你这顶着满头星星,万一碰上‘九女星’怎么办?”娘说:“别胡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可巧事就让我娘碰上了。

从三哥往下,我娘一连生了九个女儿。生了大姐二姐后,三十六岁上生了我,三十八岁又给我生了双胞胎妹妹。娘害怕了:可能真的是碰上九女星了?果不其然,过了不到两年,又一对双胞胎女儿出世了。母亲说:“这是老天爷怕我生不及了,让我成对的生。”直到四十五岁生了我最小的妹妹,才结束了生育。

“九天仙女”到了我家,可惜贫寒的家庭,辛苦的劳作,没留住那两对仙女。头一对都五岁了,名字分别叫“大区”、“小区”。母亲实在拉扯不了,想把其中的一个送人。来要孩子的是岔头村的一个女人。那时的我才七岁,很天真,就把两个妹妹摆在一起,说:“找个不好的给您。”可我挑来挑去,最后还是一个也舍不得给,结果这一对妹妹“不争气”,六岁那年相继夭折。我还记得她们死时都是天刚放亮,一个是春天雾气弥漫的早晨,一个是冬天弥漫雾气的早晨,只是相隔几个月,娘就失去了一双女儿。冬天,天刚放亮,街上少有人走动,母亲的哭声显得格外大:“我的孩呀,我白拉扯你六年,刚要给我中用了,你两人就先后走啦,你不要娘啦┈”

另一对“仙女”是娘“对不住”她们。娘挺着怀有双胞胎的大肚子还在推磨、嵌磨,在嵌磨的时候让她们受到了伤害,致使早产,生下后只活了三天,就双双归天了。这一对小妹妹如果在天有灵,我请你们原谅娘,娘为了儿女的吃饭,不得不用自己的肩膀嵌起了上百斤重的石磨,咱娘够辛苦的了。仅仅过了一年,母亲就生了四妹。母亲实在太累了,她狠了狠心,用块破布将四妹包了包,送到东墙外的野地里,任她听天由命吧!然而父亲实在不忍心,又把她捡了回来。生小妹妹时又是难产,母亲说她是四撌子迭着下生的。每当说起这些事,娘说:“这是天意,谁让我碰上九女星了。我就是棵窟窿树,我的力气用完了,血也流尽了,心也操碎了。”意思是一点元气也没有了。是啊,母亲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整天的腿疼、腰疼,坐下就难爬起来,正所谓积劳成疾。

三、“为人一辈子,哪有不吃苦受罪的”

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十一次挣扎。这种痛苦一般女人都能承受,只是阵痛而已。然而生易育难,孩子可是得一天一天才能长大。在一个家庭,那么多张嘴要吃饭,一双双脚要穿鞋,一件件衣服要缝补…。那个落后贫穷的年代,缝纫机听都没听说过,更没有成品衣服可买,一应全靠母亲那双手。晚上,挑着豆油灯飞针走线;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推磨捣碾。我大姐是4月28日出生。当时父亲在外边给人家织布晚上不回家。第二天一早母亲就自己起来推磨烙煎饼。刚生完孩子的人哪有力气推磨?只好把六岁的大哥从床上拉起来,用绳子套着大哥的磨棍一起推。母亲回忆说:“自己累得满头大汗,看看孩子的头上一点汗气也不冒,气得用磨辊抽他的屁股,抽得你哥哇哇哭,嘴里直喊‘不敢了,不敢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他,一个六岁的孩子懂什么?能有多少劲?我把你大哥揽在怀里,他哭,我也哭。”母亲自己推下磨来,倒在磨道里就睡了。等自己醒来,天晌歪了,磨上的煎饼糊子被太阳晒得通红。母亲讲完这些话又说:“人家传说,如果天未亮能见到‘天笑’的话要什么有什么,我每天天不亮推磨的时候,老是望望天上,盼望着能碰到天笑,狠狠地向老天爷要一瓮一瓮的煎饼糊子,就再也用不着推磨了。”可见母亲被推磨累得多么的无奈。

“天笑”未碰到,磨还得照样推。我娘一生坐了十一个月子,有十个是这样坐的。她几乎没在床上躺上一天,没在床上安稳地睡过一夜,就是在生我小妹的时候,算是做了一个像样的月子。因为我们都长大点了,大姐能帮娘做饭,大哥、二姐都能推磨,十四岁的大姐也可以烙煎饼了,虽然烙得不板正,凑合着能吃。四十五岁的母亲生育,乳头已经干涸,小妹妹饿得直哭。大姐只好抱着她满街遍巷寻奶吃。出了满月,娘就把小米面蒸好,掺点白糖打成糊糊喂,小妹妹就是吃着这些熬过了哺乳期。

母亲为生儿育女,元气伤了,为支撑家庭,心操碎了,然而她说:“为人一辈子,哪有不吃苦受罪的?”她把吃苦受罪看得那么淡然,以为应得应分。

是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活在世上就是要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我感谢母亲,使我学会了对待艰苦生活的态度。在我求学期间,从来穿不起棉鞋,即使自己脚上的冻疮淌着血水,也一瘸一拐地去学校。还记得在师范上学的时候,一次开校会,我旁边坐着一位教师培训班的同学。我正在做笔记,他偷偷递给我一个纸条,上面是一首打油诗:“手指冻得粗又明,一块白绢手面绷,虽然素来不相识,让人看了亦心疼。”我很为这位师哥对我的怜悯同情所感动。虽然我的手指手背都冻得去了皮,淌着血水,只好用手绢裹着,晚上暖和过来,钻心的疼痒,我也没告诉任何人一声,包括我的父母。工作中许多同事说我是个干工作不要命的人,是个“工作狂。”我认为干工作就是要认真,为国家干事就得像自己过日子一样不辞苦,拼命干。

毕业任教开始工作,我被分配到本县石井小学,离我家六十多里路。那时候没有自行车,也不通汽车,回家一趟,只好用双脚步行来步行去。我自嘲地说:“11号车最听我指挥,指哪去哪。”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开完例会三点多了,看见其他老师都回家了,我也坐立不安,我想俺爹俺娘了。不怕天时已晚,下决心往家走。走一段,跑一段,不顾路人投来异样的眼光,不怕流到嘴里的咸咸汗水,我征服了六十里路,快晚上九点了,才敲开了家的大门。娘一开门说:“我的闺女,你什么时候动身走的?”我说:“快四点了,看人家都回家,我想你了。”说完眼泪差点掉下来了。真的,儿女哪有不想娘的?

第二天刚吃过中午饭,我要返回学校了,突然西北天上乌压压的黑云涌了上来,俺娘不让我走,我说:“不行,明天早晨还有课,就是下地钉,我也得回去!”母亲知道我的倔强秉性,呆呆地望着我带上雨伞出了大门。母亲在雷声中跟随着我到了村头,我走出半里多路,回头看见母亲还是站在那里。我怪我自己,不该匆匆来,匆匆去,徒给母亲添了份牵挂。到了八里庄子附近,电闪雷鸣,滂沱大雨倾盆而下,我的雨伞已不起作用了,浑身被淋了个透湿。我想,反正衣服都湿了,干脆往前走吧!我冒着雨顶着风前行。试想,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在电闪雷鸣之中,在倾盆大雨浇淋之下,头不能抬,眼不能睁,弓腰孤独前行,是个什么滋味,我知道我很狼狈,但我不怕,因为心里记着母亲的话:“不做愧心事,就不怕炸雷响”。就这样一直到了县城,进了百货商店暖和一下。售货员看见我这样,可怜地说:“你这个同志,不要命了,快,我找件衣服给你换换吧!”我说:“不用,我还得赶路。”暖和了一会,我又拔腿上路。这时雨小了,西边还露出了太阳光,感谢老天考验了我,又给我送来了一丝温暖。我赶回学校的时候,时钟正指八点半。七个多小时徒步穿行,又累又渴,大雨浇淋,雷声惊人,但我总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经历。生活就是这样,哪有不经风雨,不受磨难的?感谢爹娘给了我直面困难的勇敢。

四、“偷盗的不富,赖人的常贫”

父亲一生辛苦,勤劳。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他天亮后起床。晚上织布机的梭子声响到十点多,天不亮父亲就借着灯光坐在了织布机上,穿梭声又响了起来。全家十几口人,就靠父亲这双勤劳的双手维持。看他刷布的时候,一百多米长的距离,来回如穿梭。一会儿拿刷子,一点一点地把线刷开;一会儿缠线;一会儿去拉大盆,再把盆里的线上架,动作敏捷娴熟。人人都说父亲是织布的好手,所以本村和邻村的人都愿意把自纺的线送到父亲手里。每次刷布就得用五六个小时,更别说织布了。旧时织布可是一根一根的棉线纵横卡在一起的,操作起来必须手脚并用。小时候我常想,父亲的腿、胳膊难道不疼吗?他又不是铁人,为什么从来没听到他喊累呢?后来我明白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嘴呀!他诉苦说累又能抵什么用呢?

时代有所进步,家织土布渐渐退出,于是父亲的织布生涯也结束了。解放后分了地,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父亲又用这双手到田间劳作。所有农活样样精通。手上厚厚的茧子,背上衣衫总带着汗渍,足以证明了父亲干了多少活,流了多少汗。直到他年纪大了生病在床,我摸摸他的手,感觉茧子还是硬硬的。父亲笑着说:“退不掉了,茧子也老了。”

父亲是一个硬汉,穷不说穷,累不说累。为了孩子的温饱,农闲时也从未歇下。他推车去西边沂蒙山里贩来柿饼、山楂,去北边百里外的博山推过煤炭。记得朱自清写过《背影》一文,描写父亲蹒跚地穿过铁道,爬上月台,努力地给他买橘子的情形,表现父子情深。

我却从父亲的背影中看到了他的艰辛与坚强。最使我难忘的是父亲去野地里拾柴禾时的背影。记得每到冬季,天不亮父亲就起来,先拍打拍打盖在身上的棉衣棉裤,然后穿衣下床,带上用高粱秸串好的托子(一种井字形托盘),扛上搂柴禾用的大筢子就走。

有一次我早起去上学,出了村头四下张望,想寻找父亲的身影。透过淡淡的雾气,看见村西南方向有一个人,躬着腰,拉着筢。不一会弯下腰把筢上的柴禾打到托子里,又直起腰把拉筢子的扁担放到肩膀上,接着弓起腰继续向前拉。一会弯腰,一会弓腰,同样的劳作就这样反复着。我断定那个人就是我父亲,就放开喉咙喊道:“大大!”父亲停下脚步,朝我挥了挥手。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看不见父亲脸上的汗水,也看不见他可能红肿的肩膀,我只看到了父亲劳作的背影,看到了一副不为生活弯腰的一身傲骨。

父亲长了一身傲骨。他是家里的老大,十六岁守父丧,唯恐有人扒坟盗墓,深更半夜独自去坟地守坟。他给人家打短工,做长工,拼命挣钱挣粮来养活一家老小。他贫穷了一生,但他最恨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他经常对我们说:“做人要堂堂正正,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

有一次,他十三岁的孙子——我的侄子看见人家的广播线不用了,就偷偷地剪了拿回家,准备扯起晒衣服,结果被我父亲看见了,就扭着我侄子的耳朵,吹胡子瞪眼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偷盗的不富,赖人的常贫,这句话记住了吗?”侄子含泪羞愧地点点头。直到现在,快五十岁的侄子还牢牢记着这句话。侄子对我说:“俺爷爷这句话,我牢记一辈子。现在我干工程,工地上的东西多的是,不管有用无用的,我都不看一眼,时刻想着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父亲的这些话,也时刻提醒、教育着我,我用父亲的话去教育自己的儿子,教育学生。有时面对班里存在的问题开主题班会,以“做个堂堂正正的人”、“钱养人,钱害人”、“如何当好儿女”为主题,多方面引导学生既成才也成人。我对儿子的要求更是严格。

记得有一次,我自行车的车铃,和我大儿子的车铃,相隔几天,在不同的学校,相继被人偷去了。我十岁的小儿子可能出于补偿心理,偷了别人家的来给我安上了。我发现车上有铃铛,就问是谁安上的,他高兴地跑过来告诉我,是他安的。我问他铃铛是从哪里来的,他不说。在我再三追问下,他才告诉我,说是从别人车上扭的。他以为会得到表扬,没想到被我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一顿。晚上没让他吃饭,逼他和我一起回学校又给人家安上了。那年他虽然上初一,才十岁,自此我儿子也记住了他姥爷的话:“偷盗的不富,赖人的常贫。”

父亲用他倔强的性格,一身的傲骨,教育拉扯了他的儿女。我们做儿女的虽没有什么造就,但也没给他丢脸,都是本本分分的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地为社会为生存劳碌着。然而令我感到骄傲的父亲的这身傲骨,这倔强的性格,却给我们这七位儿女带来了无尽的悲痛。父亲七十五岁那年,白天给生产队里打场、扬场,扬了上千斤稻谷,晚上突然得了脑血栓。

父亲太累了,年纪虽大,干活仍不惜力气。他年年受表扬,经常在公社受奖,人都称他老模范。我家的对联:“人老心不老,一身是劲,人红心更红,事事争先。”这是人们对父亲的真实评价,可惜对联的横幅我忘了。父亲的不服老我是亲见的,七十多岁的人还推粪车子,以致到了七十五岁了还干这么重这么多的活。他得了脑血栓,腿不能正常走路,吃饭拿不起筷子,这对于一生要强,只知干活出力的父亲来说,是莫大的悲哀。

经过治疗,父亲终于能拄着拐杖四处溜达了。说话虽不顺流,让人勉强听懂。本想这样他能多活几年,晚年能享点福,让当儿女的多尽点孝心,来报答他的养育之恩。我和父亲说笑话:“这是老天爷嫌你干活多了,想让你歇歇的,你好好地休息吧!”但想不到的是,得病八年后,父亲觉得老是拖累别人,坐在大街上也很少有人和他搭话,又加上平时母亲唠叨他几句,这是一生要强、受人尊重、把脸面看得比黄金都重的父亲难以承受的。年四月初八的晚上,父亲竟然投汪自尽了。

我们的眼泪哭干了,我们的嗓子哭哑了。“多情的父亲,无助的心,刚烈的秉性害了您,咬牙闭眼归天去,七位儿女哭天地。”我还写道:“辛劳的老父亲,病魔折磨了您,一扫你的豪杰气,唯诺伴残身。”我在日记里反复写着。我哭我父亲一生的不幸,我哭我父亲一生的艰辛,我哭我父亲的不辞而别、猝然离去…。

殡葬了父亲,我的心仍是痛着,我能忍住眼泪,却忍不住悲伤。我时常想,我的老爹,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勇气,带着病残的身躯,投入几人深的大汪里,你在水里是怎么挣扎着才咽下这口气的?我不敢往下想,我眼在流泪,我心在滴血。每想到这里,我就恨他,也痛恨我自己,恨自己为什么不早早地安抚父亲那颗受伤的心。我叨念着,老爹呀,你劳苦了一辈子,一生无所求,难道连个好死也得不到吗?你为什么这样绝情地离我们而去,让我们遗恨终生?你曾告诉我们,生活中没有每一棒都敲在鼓心的,让我们理解别人,宽容别人,你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呢?十六岁丧父你没倒下,拉扯儿女那么艰辛你没倒下,淮海战役冒着枪林弹雨支前你没倒下。后来我明白了,我知道父亲有没法诉说的心理痛苦,我理解病痛使他抛弃了亲情。投水的一刹那他什么都不想了。他凭他原始的性格与我们永别了。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掀开日记,看到父亲病时的照片,我的心还是痛着。每当听到刘和刚唱《我的老父亲》时,我就觉得是唱的是我的老父亲,人间的苦他吃了十二分,人间的福他却没享二分。十六岁丧父他自立,房无一间他自置,为儿为女操起梭子把布织,一生坎坎坷坷,一生辛劳操持。他曾赶集时让小偷割了口袋,丢了唯一的五元钱,回来后一天茶不思饭不进,因为家里缺钱呀。如果地下真有另一个世界,我们这些当儿女的逢年过节多多给父亲烧纸钱,多到坟前送好吃的,好用的,再不让父亲缺钱缺吃。但愿父亲能在另一个世界不再吃苦,这愿望可能成真?谁能告我!

五、“别忘了那个好人”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谁都知道年前后,是个挨饿的年代。地瓜烂在地里,已经散发出浓浓的酒糟味,树叶都被撸光了。我记得葵花叶、南瓜叶、腊条叶我都吃过。那柳树叶是上等的好饭,用热水一煮,捞出来,拌上一点盐,几口就能吞上一大碗。那葵花叶子,吃在嘴里毛齁齁的,很难往下咽。实在没东西吃了,就含一颗盐粒,喝一口凉水来撑肚子。

母亲看着我们挨饿,着急了,趁星期天,领着小妹,约上婶子和儿女,一起去长安口要饭。那是靠山岭的小村庄,居然还有地瓜干吃。分头要饭,我和我婶家的二弟一起,我俩长得都精灵,我们又都是学生,衣服也穿得干净。那里的人看见我俩就说:“这两个孩子要饭可惜了,怪可怜的。”他们往往多给我们一块煎饼或一个地瓜干,我被感动得眼泪汪汪的。走到一户,狗一叫,我就躲到弟弟的身后,再也不敢去上门讨要。这样要了整整一天的饭,也没要到多少。我只好去了嫂嫂的娘家要了十几个煎饼,拿着去学校继续上学。到了学校,不好意思对同学说,一个星期节约着吃了这十几个煎饼。直到现在,早年的同学也还不知道我还是曾经要过饭的。

年的春天,家里分的粮食不够吃。为了孩子不被饿死,母亲想来思去,万般无奈,领着五岁的小妹和九岁的四妹去东北投奔二哥家。当时“闯东北”的人很多,车辆却稀少。父亲和大哥用手推车把她们送到沂水汽车站,没想到在沂水等了两天才坐上汽车。在益都(现在的青州市)火车站又等了一天,随身带的干粮所剩无几。坐上火车一天一夜到了沈阳,在火车站住了一宿,才好不容易坐上了去磐石的火车。这时捎带的饼子一个也没有了,母亲用四妹的一个小褂换了一个小面饼给孩子充饥。不料五岁的小妹刚把半块饼子往嘴里送,就被旁边一个半大小子一把夺去,接着就往饼子上吐唾沫。小妹妹哇哇地哭,四妹赶忙把自己的那半块饼子递给了小妹。那个年头的人呀,让饥饿逼疯了。

在磐石汽车站,等车的人挤人,买票的挤来挤去。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脚女人怎么能和身强力壮的人一起挤票。当母亲好不容易买上票时,才知道这票是三天以后才能上车。母亲愁了,盘缠干粮罄尽,母亲把两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搂在怀里,默默地流泪。

晚上两个妹妹依偎在娘身边睡了,母亲怕小妹受凉,把小妹的一个小黄褂搭在她身上。不一会小黄褂不见了,母亲发现一个妇女从她身边走过,就过去问她,那人说没拿。母亲看见那人裤腰鼓鼓的,上去一把从那女人的裤腰里抽出了小妹的小黄褂,说道:“你真是阎王不嫌鬼瘦,俺两个孩子都饿成这样了,俺也没舍得卖掉,你让俺孩子光着膀子走吗?”那女人没脸地走了。那个时代的人啊,还顾什么脸面?

在磐石车站的第二天,母亲一趟趟地去检票口问,什么好话都说了,还是没办法。小妹妹哭着叫着喊“饿”,四妹一遍遍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坐上车。母亲急了,大声呵斥两个孩子,自己却流下了泪。这时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走到母亲身边,说道:“大嫂,我发现这一天多你没吃一口东西,我看你的车票是几号的?”母亲把车票递给他,他说:“大嫂你还得等两天。”娘说:“大兄弟,俺在路上已经走了八天了,俺已经快两天没东西给孩子吃了,再等两天,俺可怎么办呢?”说完垂下了头。那人沉思了一会,说:“这样吧,我的车票是今天下午的,你用我的车票先领着孩子走吧,我用你的车票再等两天。”母亲千恩万谢,说道:“太谢谢你这个好人,你救了俺孩子的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说着就要给那人磕头。那个好人急忙拦住了母亲,说:“谁都有个难时候,不要太在意。”

下午那人把母亲送上车,母亲用感激的目光久久望着那人的面容,似乎想把他的容貌刻在自己的脑子里。可惜直到后来也不知道他姓什名谁,为此母亲后悔不已,恨自己当时糊涂了,为什么连人家姓名也没问下。她原以为都是去桦甸的,往后能在大街上碰到。后来她每次上街买菜都四处张望,但始终没见那人的影子。母亲与两个妹妹在二哥家住了一年,在桦甸悄无声地找了那人一年。娘不知道桦甸是一个县(现在是一个市),并非一个村庄,你哪那么巧能碰得上呢?

母亲回家后,认为我识几个字,让我写信去磐石找。当时我还天真地猜测莫非是雷锋,但据娘说的身高、相貌断定不是。我只好告诉娘:“娘啊,好人处处有,你让我写信朝哪里寄,到何处找?以后我们都学那个好人,多做善事,来报答他吧。”母亲会意地说一声“阿弥陀佛”。母亲平时不念佛,但她随口的一声“阿弥陀佛”,似铜钟,时刻敲击着我的心,让我时刻不忘对母亲的承诺——做好人,做善事。

徐兆芳与二姐徐兆花

六、“说话做事不要欺天”

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在物质层面,吃的是大米白面,穿的也很少再见到补丁。物质丰厚,也滋生出奢侈浪费之风。饭馆食堂餐桌上剩的一盘盘鸡鱼肉蛋,各种名目的小炒,吃剩的包子、油条,都被服务员倒进了垃圾桶。眼瞅着这些,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如果俺娘在,她肯定又会说:“别这样,祸害东西伤天理,真是欺天。”我从小就听惯了母亲这样的话;“说话做事不要欺天,好吃的东西别说不好吃,能用的东西别随手就扔。”

记得我十多岁时,母亲做了一锅地瓜秧渣豆腐,其中豆茬寥寥可数。我和二姐各盛一碗,我一尝就说:“不好吃!”就把碗推在了一边。娘用冷峻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说:“别欺天,能吃的东西说不好吃伤天理。等到有一天,上天让你连这个也吃不上。”接着把碗筷推到了我的面前。这是无声的命令,我只好再端起碗。长期的耳濡目染,母亲给我们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父母的言传身教塑造了我们的灵魂,我自觉不自觉地照着他们的样子做。读师范期间,生活艰苦,每天口粮仅八两,常常饿得心发慌。我穿的鞋子,脚底下磨成大窟窿,我还是穿在脚上,直到鞋底断成了两截,实在无法穿了,只好借同学张美三的鞋穿了一段时间。

后来母亲瞒着父亲卖了几斤大豆,托人给我捎来了五元钱,我才算买了一双鞋,剩余的钱还是没舍得买东西填补肚子,而是买了十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寄回了我们村,让村干部、群众学习。母亲知道后,也没责怪我,只是说:“那五元钱是我偷卖了豆子换来的。”我知道母亲为了我上学已是煞费苦心。

七、“救人就是救自己。”

我们村西头有户人家,穷争饿吵,母子经常闹仗。一次儿子用粪叉子把他老娘打了。晚上吃饭时母亲和我们叙说此事,连声说:“伤天理呀,伤天理,儿女不孝终没好报。”围绕“孝敬”这个主题,母亲给我们讲过许多故事,其中也有些带有神话甚至迷信色彩,但都是劝世良方。每讲完一个故事,总是用这样的话结尾:“人在做,天在看。”

尽孝行善的道理,母亲不仅说得多,自身践行得更多。无数次碰见要饭的逃难的无处落脚,母亲都会容留下他们住一宿。自家的破旧衣服从不舍得扔掉,缝缝补补送了人。我参加工作后,工资虽然微薄,手头毕竟活泛了些,经常往家捎带点稀罕的东西。东西一到母亲的手,都被分成若干份,云散给街坊邻居的老人们…。用她的话说就是:“俺家三丫头买来的,大家都尝尝。”

西风东渐,信主信佛的多了起来。那当然是他们的自由。而我的个人操守首先就是“良心”,凭良心办事。这个操守,一直贯穿在我在教学工作中。我一丝不苟,是怕学生在我这里学不到知识,是怕学生在我手里灵魂得不到净化。有一次,还未入冬,外面突然刮起大风,尘土飞扬,我正在教室上课,一个家长来给学生送棉袄,我发现后,马上让学生把目光投向窗外,看学生父子如何交接棉袄,观察他们的动作和神态。我停止了我的授课内容,接着板书《寒风乍起》的作文题,让学生写情境、写感受,来体会父母之心之情,感恩父母。我常用这样的方法来教育学生,来塑造他们的灵魂。

常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母亲却说“救人就是救自己”。生活经历让我对母亲的话体会越来越深。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被施舍的人,被救的人,不会把你当仇敌。同时救人的过程就是敢于承担的过程,也是使自己的心灵净化的过程,也等于救赎了自己。

年1月5日,我回家给婆母上忌日坟。开车回返在国道太平路段,遇见了一起车祸。伤者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另外一人正在拦车救人。大车小辆,竟然没人理会,“嗖嗖”绕过。见此情形,容不得犹豫,我赶忙吩咐司机停车救人。我们一起把伤员抬上车,那人的同事说:“截了好多辆车都没截住,谢谢你们了。”我说:“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一路上,我一边摸着那人的头,一边大声喊:“你坚强点,别睡着啦,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等着你。醒醒呀醒醒!”就这样我们把伤员送到了医院。伤员进了手术室,我们就悄悄地回家了。

回到家已是深夜。住同院的学生发现我家灯还亮着,以为我家出了什么事,敲门进来,发现我们正在清洗沾满血水的车垫子。医院,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同时也暴露了我的教师身份。终于知道伤者叫姚永祥,是扬州水泥厂的职工。几天后扬州水泥厂的领导到单位送来了牌匾,《市场经济导报》于1月7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当他们把匾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说:“不必这样,凡是善良的人都会这样做。”

年5月份,我带领全班同学去沂源看溶洞,学生家长跟着,在董官庄我们遇到一起车祸。一辆军车为躲避一位路人,车掉进路沟里,路中间还躺着一个人,过往的车辆不少,都绕人而去,我和学生家长果断地停车救人。只见军车司机被同车的男子搀扶着,脸色发青,一个八九岁模样的男孩头上直冒血,躺在路中的那人只是翘了几下头,我们全车的人齐上阵,扶的扶、抬的抬,把三人救到车上,全班同学陪着医院,学生亲历了救人的过程,受到了教育和启发:无论何时何地都需有一颗爱心,与人为善。

五年前,有一天我上街买菜,看见路边有人打架斗殴。其中两个青年人合伙打一个人。这俩人出手特狠,大有往死里打的样子,面对倒地的人,一个穿着皮鞋踹胸肋,另一个用脚狠劲地碾搓脑袋。见此我慌忙扔掉手中的菜,跑上前去,一把抓住其中一个青年,把他拽在一边,用自己的身子护住躺在地上的青年,嘴里喊着:“别打了。”其中一个歹徒一把把我扯起,恶狠狠地指着我说:“上一边去,没你的事!”我厉声呵斥:“是没我的事,可有你的事呀,出了人命你的事就大啦!”就这样拉扯了好一会,累得我直喘粗气。我看到地上的小伙子嘴里淌血,头也被碾得渗出血来,两眼紧闭着。我急了,站起来指着歹徒说:“你们怎么这么狠心,有爹娘教养了吗?”他们激灵了一下,狠瞪了我一眼跑了。

前来围观的人都说:这老太太真大胆!我不是大胆,制止这种事态恶化,当然有时会伴随危险,但这是善良人应有的举动,必须有人敢于出手敢于担当。几次救人的过程,我深深体会到:救助别人就是救赎自己,不仅考验我敢于承担的勇气,而且也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我经常告诫自己,凭着热心多做善事。生活中我见不得别人吵架打闹。曾经有次为劝架,伤到了自己的眉棱骨,造成了轻微毁容。但我无怨无悔,只求大家平和相处。愿大家记住:人人都具善良心,慈悲能溶天地春。

八、“谁叫我是当娘的”

父母家法很严,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七个儿女没有一个敢与父母犟嘴。一旦犯了过失,父母用眼一瞅,我们都必须乖乖地认错改正。即使姊妹中有个小打小闹,也从不敢嚷声,就怕被爹娘听见。俺娘说:“一等人使眼教,二等人用话教,三等人拿棍教。”所以我们都看着爹娘的眼色行事。

现在我也用这样的话教育小孙女,然而小孙女却逗你开心,说道:“奶奶脸上阴云密布了,我得小心了。”把我逗笑后又说:“天气转晴了,太阳露出笑脸了。”于是又放肆地和你磨牙纠缠了,我只好用笑容来应付,这可能就是隔代亲的缘故吧!但不管怎样,小孙女还是看着我的眼色行事,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

父母虽然对我们严厉,但疼爱儿女有加。十三个儿女,都是伴随着母亲的阵痛与汗水来到了人间,母亲倍加爱惜。对于夭折的那六个,母亲时不时地念叨,对他们的相貌,所说的话,以至于细微动作,都记得清清楚楚,可见作为母亲特有的那种深爱。儿女们有个头疼脑热,或食欲不佳,她都会成宿不合眼,陪护着你,喂水喂药,生怕从她身边再溜走了。因为她再也经不住失去儿女的折磨了。

记得小妹十岁那年,她去田野里割草,突然从草丛中窜出一条蛇,她被吓得面如土色,倒在地上。小伙伴们把她扶起,回家后就呕吐、昏睡,然后呲眼折脖子,不省人事。父母焦急地用棉花医院,打针、吃药,也求神婆。什么法子都用上了,小妹还是昏迷着。母亲一边拉着小妹的手,一边哭喊着:“老天爷呀,你不能让我一连生了九个女儿再给夺走一半多吧?我没有亏待她们呀!看在我四十五岁受了不少罪才生下的这个女儿,你给我留下吧!”也许上帝被这片慈母心所感动,也许上帝不忍心再看到父母遭受那撕心裂肺的丧女之苦,小妹终于苏醒了。大概是这份母爱感动了天地吧!

人们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海。”这些精辟的语言诠释了父母之爱的相同与不同。父爱的宽容与威严,母爱的细致与深切,都是对儿女的倾心付出,对儿女生活不同层面的关怀。我去沂水师范求学的四年间,每次回校都是牵着母亲的心走的,母亲不是把我送到村头,就是借口去姥姥家,顺便把我送到离家六七里路的大柏林同学家。其实姥爷姥娘都已过世多年,我知道她是留恋我,不放心我,更是不想看到她的女儿独去,留下她一颗空荡荡的心。每次送别,我都反复地说:“别送了,别送了!回去吧,回去吧!”她一听我说这话,惦着小脚比我走得还快。说道:“别说了,别说了!谁叫我是当娘的!”

我家距离沂水县城七十多华里,距离工作的地方也有六十多里,搁在当今并不算远,也就是脚下油门一踩的功夫。而在当年却是路远长程。母亲想看女儿,六十多岁的人,又是一双小脚,只能把思念藏在心里。

但有一次,当母亲听说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她却央求我大哥用小推车把她送到了汽车站。恰巧我去县城参加宣传队,趁报到机会,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回了家。姐姐告诉我,母亲去车站了。我一听,连口水也没顾上喝,急忙骑车返回城里,在车站找到了母亲。我怪母亲:“你别管,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办。”母亲叹了口气说:“谁叫我是你娘来,不管不放心呀!”我和母亲在宣传队住了一夜,长谈了一夜,第二天她才放心地回家了。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望着母亲那蹒跚的脚步,我的心隐隐作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一九六八年底,教育体制有变,我得以回到了离家三里路的张家当门中学任教,吃住在家里。母亲高兴地说:“你可又吃到我办的饭了。”我在家一住就是二年,大儿子出生后,我住到了学校,还是吃我娘办的饭。那时工资只有29.5元,丈夫在部队刚定级,工资也不高。我就把从粮库里买来的粮食送到母亲那里。家里生活也不富裕,我对母亲说:“我在这里总是连累你,还让你推磨、烙煎饼,很过意不去。”母亲说:“热鏊子怎么还带不个冷饼,谁叫我是你娘来。”母亲的话使我心里暖暖的。父母供我上学,给我照看孩子,给我送吃的,即使做点渣豆腐,父亲也会趁热给我送来。母亲总是带着老花镜给我两个孩子缝棉袄、棉裤。

父母对我的付出,我用多少文字也写不尽。父亲非正常地离去,我嚎啕大哭;母亲恋恋不舍地闭上那双患白内障的眼睛时,我内疚,我万分痛苦。我痛恨我自己,恨自己太无能,即使借钱贷款,也该把母亲的白内障切除啊?我后悔莫及,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我只能以泪洗面,只能在工作中更加努力,只能用我的点滴能力多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借以减轻我的负罪感。若到那一天,在天上极乐世界碰到父母,可以抬头面对告慰他们,我尽了应尽的责任。

母亲常说:“我一根肠子八下里挂,开门望望四方,哪个方向都有让我挂心的人。”是的,二哥二姐在东北,大姐是离娘家三十来里路的西黄埠;我先在莒县寨里中学,辗转又到临沂;小妹跟随妹夫去了山西。小时候围绕父母要吃要喝的这群儿女长大了,各奔前程,只留下母亲那颗失落惦念的心。有次小妹和我说起母亲去车站送她的事,还泪流不止。

年夏天,高月峰(我妹夫)让来探家的战友把我妹妹接到部队去,她回家告诉娘,在娘那里住了一宿,因为是十点钟的车票,一早吃了点饭她就骑车回莒县城婆家,拿上东西就去车站。那时她怀孕已七个多月了,高月峰的战友在车站等她。妹妹说:“当我走到离车站不远处,看见路崖石上坐着一个老人,正用白褂子大襟上下扇呼着凉快,看那影像那么熟悉,横看竖看都像咱娘。可我不敢相信咱娘会这么快出现在这里。等到跟前我吃惊地喊道:‘俺娘来!你怎么来的?’咱娘告诉我,说我走了,她在家怎么也坐不住了,想想出嫁让我挎着个小包袱离开娘家,这又要离开娘到那遥远的地方生孩子,她越想越不是滋味,等我前脚骑车走了,咱娘就换上衣服出了家门,一路小跑着来车站等我。”

小妹徐兆兰

小妹边叙述,边抹眼泪。又感慨道:“70来岁的人了,怎么用那么一双小脚,这么快的时间,跑二十多里路来送俺?”我说:“娘的心被你牵着,能跑得不快吗?谁叫她是咱娘来?”妹妹说:“娘把我送上车,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们四目相对,泪水使我看不清娘的脸,我只是大声地说,‘娘,你放心吧!’车开出一百来米,从车窗向外再望望娘,娘还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这件事,小妹反复和我提起。我也曾问过母亲,母亲只是说:“谁叫俺是当娘的,当娘的心都在儿女身上。”“儿行千里母担忧”,在我母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年大哥当第一批义务兵,娘一直把他送到县城武装部;我去沂水上学的四年中,暑假开学冒着烈日,寒假开学顶着寒风,把我送到大柏林或董山沟村同学家;我几次工作调动,都是母亲陪着我去报到,安新家。二哥二姐从东北来家一趟不容易,见面时相拥而泣,分别时泪眼相送。

娘经常说:“十个指头咬着个个疼,谁当娘谁知道这滋味,上天给我那么些儿女,就是让我尝尽这些味道的!”是呀,娘尝尽了与儿女决别的悲痛,尝尽了与儿女惜别的忧伤…,母亲承受了太多的酸甜苦辣,然而母亲一生无怨无悔,只用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回答了我们:“谁叫我是当娘的!”

九、“教学生要拿出当娘的心”

母亲没文化,场面话不会说,更难通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人师表”的大道理,但她对教书人的职责有着朴素的认知:“人家养个孩子不容易,你教学生要拿出当娘的心。”

年我参加工作,那时“文化大革命”才一年,“大串联”结束了,学校刚刚复课。当我踏进教室,看到七十多个幼稚的脸蛋,那一双双天真的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我,我仿佛回到了童年,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群孩子。我想我一定要当好这个“孩子王”。然而,事与愿违。孩子的天性就是好动好玩,又加上一年多的停课闹革命,散乱了一年多的孩子们都玩野了,现在再把他们拦在教室里,挤坐在课桌前,一时难以适应。

没几天,他们原形毕露了。调皮的学生在课堂上开始乱说乱动了,这个喊“挤死了”,那个嚷“怎么还不下课”,更可气的是有的学生用白纸抠出窟窿眼贴在脸上弄洋相,引得全班阵阵哄笑。总之就是欺生,想着点子试探我这个新老师的能耐。那时候我经验少,把他们弄到办公室批评教育,结果再上课时还是照样。我被学生气哭了。有女同学理解我,把班里带头起哄的学生的情况悄悄告诉我。于是我采取家访方式,主动上门拉家常、帮家务,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

那时各个大队都要排演文艺节目,需要学校老师辅导。学生知道我会唱歌后,就要求上音乐课。我既教歌又教识谱。这一来我和学生的关系拉近了,无拘无束,谈天说地。学生淌鼻涕,我给递上块纸;学生衣领不整就给摆弄摆弄;学生小手冻得通红,给他们暖一暖。事虽细微,学生却也知情。不久,这些学生终于归顺了我这个年轻的“孩子王”。

我回家和母亲说起这些事,母亲说:“只有真心才能换真心。”我牢记母亲这句话,在以后的教学中,对学生施以母爱,以情动人。比如过二月二,我炒好糖豆捎到教室,晨读前再从同学中凑一部分,所有的糖豆掺在一起,再分到每个同学手中,住校的,跑校的,全班其乐融融,都能享受一份节日愉快。借着这氛围,进行情境作文《教室里的豆香》,学生既享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又提高写作能力。当年的清明节、端午节不放假,我都是把煮好的鸡蛋、甜粽放到那些住校的同学手中,单亲没有妈妈的同学,也能感受到温暖。

年冬天,有一个农村学生,父亲生病住院,家庭很困难,我给了他点粮票、三块钱,对他说:“你买点东西给你爹吃,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实在不多,不好意思。”这样的事我做了许多。学生的衣服破了,我把自己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学生没钱吃饭我塞给他两块钱。

年,有一对离校近两年的男女学生来我家,吃过饭也没有要走的意思,似有难言之隐。问明白情况后,我考虑如果把他们数落一顿,赶他们回家,就是把他们逼向了死角,后果很难意料。他们有困难不告诉父母,不找他们的班主任,来面对我这个任课教师,说明对我是多么信任呀!最终我给了他们四十元钱,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四十元钱,那时可是我将近一个月的工资。那位男生考上大学后寄来贺年卡,上写:“不肖儿跪礼拜年”。再后来他们俩带着孩子来看望我。

教书生涯中,对残疾学生,我更是呵护有加,每届班里都要召开《同情弱者是美德》的主题班会,用各种典型事例鼓励他们自立自强。农村来城里上学的孩子,往往住不上宿舍,我把他们安排在我家的防震棚里,时常炒瓶咸菜、煮点咸花生米给他们…我想我这样做,母亲在九泉之下是欣慰的,因为我努力兑现了对她的承诺,多做善事,报答“那个好人”。

长期坚持用母亲的心对待每个学生,换来了学生一片片真情。多少次学生聚会,学生喊出:“是咱老师,也是咱娘!”“母亲节”我收到的“母亲节快乐”的短信数不清了。忘不了,当参加工作的学生把崭新的衣服披在我身上时,当他们从济南、北京、南京、青岛、临沂各地来看望我时,当学生从自己的手腕上取下玉镯戴到我手脖上时…,我感动,我幸福。有的学生母亲去世,跑来伏在我的肩头痛哭一场;有的学生家庭出现变故,伏在我肩头哭泣一回;有的学生遇到我,拉着我的手畅谈一番;学生们从外地赶回临沂相聚,相见时拥抱一阵。这样的场景一回回反复出现。

我没有为他们“临行密密缝”,没为他们“择邻而居”,只是听从了母亲的教导,“教学生要拿出当娘的心”,时时用一颗母亲的心来说教他们。而我却丰厚地感受到了给学生当娘的幸福。

我得了一次重病,我的学生给我送来了贵重的药物、补品与保健品,冬虫夏草、海参、蛋白粉等五花八门。我说:“我何德何能得到你们如山的爱戴?”学生说:“你是俺老师,你像母亲那样教育培养我们好几年,孝敬你是应该的。”

继承了父母的坚强性格,我不为病痛所困,顽强地求生。化疗,放疗,一道道难关都挺过来了。我常想:应该把笑容留给别人,痛苦留给自己。只有在私下没人时,才能让痛苦有所流露。夜晚实在难受极了,我独自在阳台上,把头伸到窗外,望着那深邃的夜空,点数那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当头的那颗星那么明,那么亮。我想那颗明亮的星就是我慈母的眼睛,要不它为什么总是朝我眨呀眨呀的。我仿佛看到母亲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我,示意我坚强地活着。为了多和学生相处几年,多和亲人相聚几次,有生之年多为别人服务几回,我不仅战胜了病魔,而且也战胜了我自己,因为我经受住了上帝对我的考验。

当班主任将近三十年,我疼爱学生,但对学生要求严格在学校也是有名的。就像母亲对我,不允许学生做出格的事,不允许学生逞强欺弱,不允许学生不学无术。我的严厉有时甚至过分的激动和举动,致使我后来在学生的聚会上,不止一次地向学生道歉,而学生却说:“没有你的严厉,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现在我们多么想给自己的孩子找个像你这样的老师,和您师生一场是我们修来的福气。”尽管学生这样说,我仍为当时的举动感到内疚。

母亲的教导使我托福至今,因为我用当娘的心对待每个学生,所以我和学生的关系亲如母子。我带的班级年年都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教室的前墙后墙上挂满了各种锦旗,贴满了各种奖状。李铁映同志来临沂视察工作的时候,还特意来到了我们的班级和学生对话。我本人多次被评为校级、区级优秀班主任,并先后被评为临沂市“百优教师”,临沂市“三八”红旗手,市优秀教研组长。本人总结的《班主任经验》一文编辑在区教育局关于各校班主任工作汇编中。直到现在,教育局长在其他学校讲话时还经常提到我当班主任与教课的情况,赞扬我所建立的师生关系。

真情换真情,黄金有价情无价。父母用无价的情生养了我,教导着我。我用父母的做人准则教育引导学生、儿女。我可以告慰父母:你的女儿不敢辜负,没有辜负。

十、“是傻子才会自欺欺人”

父亲做人的信条就是不骗人,不欺人,说一不二。

父亲小时候家里穷,二叔十八岁闯了关东,一路讨着饭走了两个多月。每逢看电视剧《闯关东》,我就想起二叔,落脚吉林桦甸,雇给人家种菜,受了许多磨难才在东北成家立业。直到我记事时,二叔才带着儿子来过老家。这之前二叔曾托人捎来三十块大洋,托付父亲给他置块田地。然而我三叔得了信,要去了几块大洋买了头驴,剩下的不够买地了。和父亲一起织布的一个远房叔叔劝父亲:“和东北的老二说,地价上涨钱不够。”父亲却说:“不能自哄自,何况是亲兄奶弟。”

父亲拼命织布挣钱,好歹七凑八借地给二叔买了一亩地。这地二叔并没回来种,也没索要过代种的收成,我家算沾了点光。后来互助组合作化,土地充了公。为此父亲总觉得亏欠了二叔。他感到二叔在关外拖家带口,生活不容易,于是他去了一趟东北。看见二叔家孩子又多又小,当时就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菜地里的活干不过来,便回头把我十七岁的二哥派去了东北。二哥在二叔家又打柴又种菜,还帮二婶做饭,一干就是五年,这样父亲心里才实落。

我十一岁那年,父亲冤枉了我,说我是个憨子,捂着耳朵摇铃铛,自哄自等等,把我闹心地哭了一大场。事情是这样的:人家给我大哥介绍了一个对象,家是涝洼子村的。父母逼我写信告诉东北的二哥。当时我才上初小四年级,根本就不会写信。我吃力地写,吃力地把事情写明白。“涝洼子”,方言说成“laowo子”,我就写成了“老窝子”。后来东北的人来家探亲,问我娘:“听说你找了个儿媳是老鸹窝的?”父亲一听,扭过头来就训我:“你怎么上的学?连个‘涝洼子’都不会写?”我说:“俺娘就说是‘老窝子’,我哪知道是‘涝洼子’还是‘老窝子’?我连老鸹的鸹都不会写!”这是委屈,也是我难以忘怀的耻辱,父亲那“自哄自”的贬斥刺痛了我的心,让我永远记住:凡事要问个究竟,问个明白。

父亲不止一次地教导儿女不要自欺欺人,可他到了晚年说话不算数了,变得“自欺欺人”了。晚年的父亲,脑血栓的缘故,平时不爱多说话。每逢闫庄集或者星期天,他都会拿着马扎,一瘸一拐地到村西头,倚在路边小树上,翘首望着路上的来人。村人问他:“大哥,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他一会儿说是看坡里的庄稼,一会儿说是图凉快。可当四妹或小妹来到他面前时,他笑得眯起了双眼,高兴地说:“我可把你们等到了。”然后就扯着女儿的手,一瘸一拐地回家。他不问女儿给他买什么好吃的,只是看着女儿可劲地笑,笑得那个甜呀!

母亲曾告诉我:“父亲一听到汽车声,他的腿脚就利索了,拿着马扎就往外走。问他干什么,他就说上街坐坐,其实就是看看是不是你来了。”多少次的自欺欺人埋藏着多少深深的父女之情?父亲年老了,多么渴望得到儿女们的慰藉啊!“子欲侍而亲不在”。每想到这些,我悔恨自己为什么不能请假多回家陪陪老父亲呢?但愿老父亲在九泉之下能原谅我。

如今我也快到古稀之年,我也到了“自欺欺人”的时候,每逢星期六或星期天,我都去买好菜,等待儿女来家。我宁愿被汽车声哄骗多次,也还是探头望外,看看是不是孩子们回来了。当父母的是多么希望儿女常回家看看。我得到的教训:孝敬老人不能等,等自己有钱,等自己有时间,等等…往往落得个后悔不迭。

十一、“人哪有不死的”

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这道理母亲有自己的解释:“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人哪有不死的?都是天意呀!”这个“天意”,虽然显得有些玄奥,天意就是天道,就是自然规律。母亲她作为平凡村妇,对待死亡之淡定,令我折服。我想这是因她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吧!

四妹徐兆平

年,四妹十岁的小儿子得了白血病。四妹一家,如同五雷轰顶。儿子长得漂亮可爱,白皙的脸,一张小巧的嘴,常常把人们逗得捧腹大笑。一查出是这病,医生拍着腿说:“可惜了,可惜这孩子。”四妹哭着央求医生救救孩子,可得知必须换骨髓需要三四十万元钱时,四妹一下子呆坐在地上,两眼直勾勾的,再也说不出话来。在医院住了八天,输了血,退了烧,四妹忍痛领着儿子回了莒县老家,用上了各种土方子。四妹说:“我整天看着这没了救的孩子,心就像被猫撕咬着。”

七十九岁的老母亲听说后,拄着拐杖去了四妹家。四妹见了娘,哭得泪人一般。母亲劝她:“这不是你的儿子,这是来挖你的心、来要情债的冤家。”看着小外孙说:“人都有有病的时候,你这个孩子呀,为什么一得病就让人无法治?你这不是来要你娘的命吗?”娘劝四妹:“趁现在孩子还能吃点东西,你多买点好吃的送到孩子的肚子里。”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几元钱给了四妹。

四妹说:“娘呀,人家买点好吃的给孩子吃,是为了孩子长大成人。而我去买好吃的给孩子吃,是为了送他上路,心如刀绞地难受。”说到这,四妹在娘面前哇哇地又哭起来。娘说:“这是你担不起这个孩子,就像我担不起你三哥一样,咱是同样的苦命。”说完娘俩抱头痛哭。一九八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四妹的小儿子没了。四妹的泪哭干了,像当年母亲哭失去儿女一样。后来母亲反复劝四妹说:“人哪有不死的,有早有晚罢了,留也留不住,疼也疼不来。”母亲对这种无助与无奈,经历得太多了。

年父亲去世二年后,我想让母亲在我这里享几年福,我带母亲来到我家,以安慰她的隐隐作痛。当时工资仍然不高,但比农村要强。操劳惯了的母亲,总觉无所事事。又加上我两个儿子同时考上大学,她不忍心拖累我们,嚷着要回老家。我挽留她:“你曾用‘热鏊子怎么还带不上个冷饼’来劝我,让我带孩子跟着你吃喝。到今天了你还能吃多少?”母亲却说:“我又不是拉扯你一个,我还想念你那些姊妹。”于是我就随了母亲的心愿,让她回了老家。

母亲在我这儿断续总共住了不到两年时间,期间仍然忙碌着帮我们做饭洗衣。恰逢我马路牙子石上意外受伤,横突骨折,养伤还是母亲伺候着我。当娘的你付出还能有几多!

母亲在我家小住,已是八十多岁。有天下午,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就喊娘,娘没有回应。我看到母亲在床上颤抖,问她她也不说话,我摸摸她的头,滚烫滚烫,床前吐了一滩暗红色的东西,裤子也尿湿了。我怕极了,我不敢挪动她,慌忙叫来了本院的陈医生。陈医生给量了血压,做了心电图后说:“心率过速,可能是高烧烧昏迷了,医院吧!”我们把母亲就近送到了供销疗养院(医院骨科医疗区)。通过检查确定为胆结石引起的急性胆囊炎,其他还无从判断。接着就打针、退烧、消炎。

第二天下午母亲才苏醒,头上汗粘粘的,断断续续告诉我肚子疼,疼得不知道事了。母亲的脖子本来就有点粗,她自己说是生孩子用劲累的。但这次高烧使母亲的脖子突然肿胀起来,硬硬的,颜色有点紫,像个略带暗紫色的小碗扣在脖子上,使她喘不动气。询问医生也没个所以然。母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我不得不招呼家里的姊妹们,商量着决定回家。医生说:“老人的心脏不是很好,脖子上的东西也没确诊,你们走,半路不可预测…”医生越这样说,越坚定了大哥大嫂要把母亲接回家的决心。做儿子的不想让母亲死在外地。于是给母亲输着氧气,挂着吊瓶,带着一箱子药,我院子里的陈医生随车跟着,凌晨两点多钟冒雨把母亲送到了家中。

我在家陪着母亲待了一天一夜,我摸着母亲那似跳非跳的脉博,看她那昏睡不醒的样子,我舍不得离开母亲。但我还代着应届毕业班,不得不大声喊着对母亲说:“娘!我走了。”母亲努力地睁开眼,断续地说:“走吧,别难过,人哪有不死的!”我怀着愧疚,忍泪出了家门。

三天后就是星期六,我和其他老师调了课,上完两节课后急忙去水田车站坐车回家。看见母亲还是靠打点滴维持生命,一口饭不吃,一个劲地昏睡,呼吸也困难,脖子上的瘤还是又大又硬。我把带去的《中华鳖精》、《太阳神》等保健品送到母亲的嘴里,四妹把草莓捏碎,把汁用匙子顺到母亲嘴里,二姐千里迢迢从东北回来,一刻也不离母亲身旁,喂水喂药,…儿女们围在床边,诉说母亲一生的辛苦与善良。也许上帝被儿女们的孝心所感动,也许上帝被母亲一颗善良的心所感动,也许是母亲生养的那早去天国的六个儿女跪在阎王爷面前求情,也许…,一箱子药打完后,母亲竟然清醒过来,而且那又大又硬的肿瘤也消失了。母亲开始进食,呼吸也正常。村里脖子上长瘿的人都来问,是用什么药治好的,我们也说不清。

母亲病了一个半月,身体很虚弱,不能下地。二姐用两手揽着娘的腰,娘用手搂着二姐的脖子,娘俩面对面地揽着、搂着,练习走路。二姐回东北时,把母亲送到了小妹家,小妹用同样的方法锻炼母亲的走路能力,拖到半年以后生活才能自理。

不料不久我四舅的非正常离世,又使母亲悲痛。母亲这一生掉的眼泪太多太多,经这一次,滋生的白内障使她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年我搬了新家,我又把母亲接来。八十四岁的母亲还能朦朦胧胧地给自己倒水,自己能做的事情摸索着去做,尽量不让我伺候。后来什么东西也看不清了,母亲就说她愿意吃饼干或包子,她经常把这些东西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饿了就掏出来吃几口。她的举动,当儿女的都明白,她不想麻烦儿女。面对母亲眼疾,医院给她做手术,母亲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别再花钱了。”但当我每次回家时,她一听我说话,就说:“哎!俺三闺女又来了,快过来我摸摸你的脸。”我跑到娘的床上,顺势躺到娘的枕头上,把脸贴到娘的脸上。娘伸出她那干瘦的老手,先摸我的脸,又摸我的头,边摸便问:脸上的皱纹多不多,头发白了多少…然后说:“真想看看你们的脸?”听到这话,我揪心地疼。但八十六岁高龄,行动不便,也有风险,终究没能使母亲重见光明,这也成了我终生的痛。

年,母亲又发高烧,又突然肚子疼,还是吐暗红色的东西。这一次家里的人给她打针她不让打,强给她输上液,她自己把针管拔下来。母亲知道她的病已难治,医院检查时,说胃小弯处有个肿瘤,于是母亲说:“人哪有不死的,您让俺活到什么时候?”母亲那么淡然地面对死亡,我理解母亲:年纪大了,两眼看不见东西,躺在床上处处用人,又怕花钱也治不好病,她不想拖累儿女。母亲临终一滴眼泪也没掉。我握着她的手,高烧使她失去了活力,她一动不动,淡定而艰难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母亲临终的话语、神态告诉了我:母亲没有抱怨。但我歉疚不已。虽然我平时孝敬父母,但母亲早年“以后我还能托你点福”的愿望没能完全实现,竟然让她眼睛光明地辞世都没有做到,我怎能不自责吗?

而今的我,只能坚强地面对现实,争取回想中不流泪或少流泪,来保护自己的眼睛,等月朗星稀的时候,能寻找那颗代表母亲眼睛的星星,和母亲遥相对望,和母亲诉说心事,反复聆听母亲那一句句称不上名言警句的家经。

夕阳廓大,夕阳美好,硕大的圆盘,通红通红,把眼前染成了一派红色。我感动夕阳的魅力。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谓清新隽永、激扬豪放、幽默诙谐,这些文字我用不来,我只会用我的真情,趁夕阳还未下山,叙写勤劳与善良、真诚和淳朴、为儿女倾尽毕生力,一生情的父亲母亲,从父母身上领悟的众多类我父亲母亲的平常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虽不懂哲学家、慈善家的大道理,却是中华社会的道德脊梁。

后记

我父母虽然离开我多年了,但父母的为人激励了我一生。我仿效父母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牢记与人为善、堂堂正正做人的遗训,我得到了社会良心的认可;我用当娘的心来对待每个学生,我得到了学生由衷的爱戴。我感谢父母不仅给了我生命,而且传给了我一部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做事的准则。我把这作为财富交给我的后代子孙,交给我的学生。后辈若能参考,足吾愿矣!

徐兆芳

写于年5月

作者简介:徐兆芳,年生于山东莒县,现居临沂市。年师范学校毕业,一直从事教学工作,临沂市三中高级语文教师。被评为“临沂市百优教师”,“临沂地区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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