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故事已经是家喻户晓了，南进的战士们浴血奋战的故事被写成了小说、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而我们这些“北上”的将士们好像根本就没有被人们承认过，淡淡的没有一丝印记。-
今天，就把“北上”行动中我所经历的点滴事情描述下来，以留下一点记忆。
王干事与爱人的痛哭
王干事叫王天胜，是我在军电影队工作时一个处的战友，现在是我国著名的画家，我转业时他已经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授了。他的爱人曾经是我们军歌舞团的演员。歌舞医院工作。
“北上”行动开始时，王干事的爱人正在大连的老家坐月子（王干事在爱人产后就返回了部队）。然而，孩子还没有满月，她就接到了“火速归队”的电报，只好把还差两天没有满月的孩子交给了孩子的奶奶，自己流着眼泪登上了开往哈尔滨的列车。
夫妻见面本是一件高兴的事，而这对儿夫妻的见面却是让人撕心裂肺的抱头痛哭……
伴随着哭泣，隐约听到他们想念孩子、对孩子不放心、奶子棒的疼的对话。
由于我当时年青，还不了解也不懂夫妻间的情感，但我仍在陪着他们落泪的同时而感叹军队的无情与残酷，当然还有伟大。
后来，王天胜的弟弟王天全也当兵了，在我手下当了3年放映员，幻灯片画的特别好。
这件事过去快30年了，可我总也忘不掉。虽然北方无战事，而两代人的付出却体现了当代军人的风采……
一壶酒
按照部队的要求，我们在出发前把个人物资进行了整理，分为携行、前送和寄回老家等三种，军事术语叫“三分四定”的前俩字“三分”。我们每个人都写好了遗书，我还把几年来辛苦写的的十几本私密日记、诗集都烧掉寄往了天堂。之后就中断了对外界的一切联系。
我效仿着其他战友的做法，一狠心买了两瓶四块五一瓶的白酒（当时茅台才八块），正好灌满一军用水壶。
在闷罐车厢里，不让点灯照明也不许点火取暖，因为我们是隐蔽行动的。晚上，首长让我们铺开行李，脱光衣服（只留裤头），俩人一个被窝互相抱着对方的脚睡觉。这是经验，互相取暖会暖和些。开始，我们都嫌冷不脱衣服，最后冻得没办法只好按照首长要求去做，寒冷已使我们顾不得对方的脚臭了。你别说还真暖和多了。
我从来都不喝酒，到现在也不喝。记得有一年我和两个战友周日逛街，中间渴了，就到大直街副食店买汽水喝。服务员说：“没有汽水了，只有汽酒，和汽水一样”。我也没客气，拿起一瓶就喝了下去，付完钱要走时却一下子瘫在了地上，原来里边有酒，我醉了。闹得服务员直乐，“头一次见一小瓶汽酒就把人喝醉的”。
这回在闷罐车里酒派上了用途，冷极了就咕咚喝上两口，天还没亮一壶酒就被我喝得精光。我没醉，啥感觉也没有，只知道冷。
第一顿饭
凌晨两点多钟我们下了火车。按照行动预案我们单车行动（就是每台车有一张地图，军事部门告诉你集结地点和集结时间后你自己去寻找，没人管你）。我们政治处的人乘坐一台老式解放牌汽车向集结地进发。从图上看，到达集结地域应该是6-8小时的时间，而我们整整跑了半宿加大半天，终于在天黑前到达了集结地（我们走错了路），万幸的是车没有在中途出现故障。你不用愁汽油，每个车上都背着好几桶呢。
又冷又累又饿的我们终于在这白雪茫茫的大兴安岭脚下吃到了第一顿饭，也是我永生难忘的一顿饭。
小时候老人们形容人懒时常说：“给你脖子上挂张饼，吃了上边懒得转一下吃下边”。我们这顿饭就是每人发两个烤饼和一碗白开水。你知道我这顿饭是怎么吃的吗？告诉你，水是炊事班好不容易用雪烧的，烤饼是炊事班在出发前赶做的。我身上穿着部队发的线衣线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最外面还穿着羊毛大衣，脑袋上戴着羊皮帽子，结果还是冷的直打颤。我把水碗放在汽车保险杠上，两手插在袖子里，把烤饼放在胸前用袖子夹着，低着头来咬这棒硬棒硬的烤饼吃，嚼不动就润口水。一张烤饼还没有吃完，我低头喝水时却喝不着，原来水碗里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我只好用手将冰捅破才能接着喝“凉水”。真应了老人的话，吃完上边不愿转一下再吃下边那。
饭还没有吃完，就觉得左耳朵一热，接着就鼓起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泡，也不疼。结果把我的顶头上司宣传股长曹云山吓了一跳，立刻领我去找卫生队队长。队长给我把泡挑破并上了药。告诉我这是三度冻伤，今后一定要注意，弄不好每年都要犯的。
你们说这顿饭我能忘吗？
倒车12里
倒车倒出去12里地，你会相信吗？然而这是事实。-
这一天早上7点，我和司机李杰二人开着嘎式63汽车去连队放电影。那时电影几乎是唯一的大众娱乐方式，其受欢迎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同一首歌”。一听说哪里放电影，人们会步行二三十里去观看，当然对于我们这些放电影的人来说也是无比的自豪，甚至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在军电影队工作时更是牛的没边，军人服务社主任就说：“小李子，只要你有电影票，我就有好烟好酒”。那时候物资匮乏，有钱你也买不到东西。所以战友休假回家就找我买好烟好酒。军人服务社负责对军首长的物资供应，每个军首长每月都有两瓶茅台酒和两条中华烟等物资供应保障。然而8块钱一瓶的茅台酒和中华烟军首长也是买不起的，过月后服务社就可以卖给别人，但必须得服务社主任批条，我就是这样捡首长的漏的。
在“北上”行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为连队战士放映电影多场，平均每天4场，创造了站区之最。当时农场的各个分厂差不多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礼堂，白天也可以放电影，那些连队驻地没有礼堂的我就安排在晚上，一般每天晚上不少于两场，当然是两个地方。
大兴安岭的雪非常大，在离我们驻地西边10里的地方有一段窝风的路段，路的两旁形成两米多高的雪墙，坚硬如冰。李杰每次开车经过这里都不把方向盘，任凭车子在如冰的雪墙上东撞西撞，结果这天就一下子斜卡在了雪墙里。我俩费了好大的劲才铲出半尺多长的空来，让车子来回嘎悠，好算弄了出来。真是祸不单行，我们刚从雪墙那里走出12里多地就遇上了一个车队，当然也是咱当兵的车队。想找个宽敞地方会车是不可能的，路上只能通过一台车，也只能是我们的单车退让了。于是，我就在后面指挥倒车，一直倒回到我们的驻地二分场才算把这个车队让过去。汽车倒了12里，我也几乎是在雪地里倒着走了12里。
编辑/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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