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儿童节，一个活泼活跃的节日。书友曲雯川分享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让闷热的日子，多了一份清凉，亦或是清冷，面对历史的沉重，我们的心也沉了下来。
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不可思议到难以想象。对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来说，尤其如此，这更像一幅立体的抽象画，形而上到了无解的程度。那又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所有的三观反复瞬间颠倒了过来。所谓无知者最聪明，贫贱者最高贵。所谓学生批斗老师，高知如老舍，傅雷纷纷选择自绝于人民，领导人如刘少奇也无法保证自己说话的权利，人才济济的北大成为了文化大动乱的策源地，再加上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的诡异逻辑，那时的领导就是走资派，那时的有钱人就是地主反坏右，那时的文化人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些反常到极致的现象竟然齐齐发生在哪个时代，仿佛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颠倒了天地。
距今刚刚过半个世纪，大家的印象却愈发的模糊。如书友只如初见所说，对一千多年的李白印象深刻，对距今半个世纪的文革全无印象。为什么有的可以印象深刻，有的却轻易淡忘，这源于我们对于历史的纪念方式。人类的记忆有限，选择性的遗忘谁，选择性的铭记谁，这似乎不取决于自己，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说，你想要的，不过是对方让你想要的。我们生活在当下的语境中，或许牢记了外来的侵略，而忘记了内部的自相残杀。
季羡林先生说，这是一个折磨人的时代，从戴高帽，戴板子，钢丝勒进肉里到车链子抽人；从打嘴巴，吐唾沫，挨拳头，到游街，批斗，扫厕所，住牛棚。从士可杀，不可辱，到士可杀，既可辱，折磨的方式可以如此的花样百出，历久弥新，人类的劣根性借着丰富的创造性进一步发扬光大，我们不仅思考一个问题。
是人性的恶导致了文革，还是文革导致了人性的恶，毕竟有人把现在流布的戾气归结于那个时代，如前不久的一篇文章《打倒韩寒》。书友刘籽茗尝试从历史中找出答案，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的淮阴侯列传，明朝的胡惟庸案，这些恶斗纷纷登场，历史中的人性从来就没有让人放心过，爱好和平的国民人设纷纷崩塌。书友一盏灯列举了很多文革中的传记，每个人的遭遇汇成了一股悲伤的洪流，不能自抑。我想到了勒庞写的《乌合之众》，其中有句话印象深刻，“群体中的个人是沙中之沙，风可以随意搅动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多数人的暴政。
文革的教训是深刻的，我认为，教训从国家到个人，国家一面，我们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造神的时代就是权力极度膨胀的时代，就是极其危险的时代，民主和法治的关系更是休戚相关，不可分割。个人层面。我们更是要强调个人理性的重要，这暗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也契合季先生恩师陈寅恪那句格言，即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真心希望面对历史的我们，能够不再踏入同一条河流。也如季先生所愿，既然那个时代是空前的，也希望它能够绝后。
江海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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