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郭力，我们知之甚少——与他同时代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建者们大多都已作古，即使在世者也早已古稀或者耄耋之年，诚如所见，这已成为我们编纂中国汽车人口述历史系列丛书《拓荒》时无法弥补的缺憾。
在做《追忆郭力百年》（详见《汽车商业评论》年2月刊“口述历史“）专题时，始终被两个问题缠绕：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任命的长春汽车厂第一任厂长，到底为我国汽车工业做出了怎样的成就？作为一机部副部长和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他为试办汽车托拉斯倾注过怎样的努力和心血？尤其是试办托拉斯，历经十年文革浩劫，当年的很多历史记录和文件资料早已不知所终，这对我们了解和还原这段历史带来重重困难。
本次口述历史，我们邀请郭力在一机部期间的秘书——尹东连追忆这位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建者，以期从他的角度来重读郭力，重读这段历史。
尹东连自年4月从一汽调任一机部，自当年6月起担任郭力的秘书。由于文革原因，他们在一起工作约4年——郭力被揪斗夺权前和从干校被“解放“回京工作后这两段时间。时不我待，本应继续奋战的年龄却又被病魇缠身。从年11月12日郭力因肝脏有占位性病变而住院治疗开始，至年2月20日凌晨病逝，期间天，尹东连陪他走完生命中最后这段时光。
年2月16日，几经追寻，我们到位于北京白云路的家里拜访80岁的尹东连。重提往事，他仍然无法抑制内心情感的激荡。在4个多小时的长谈中，他几度哽咽，为我们还原郭力的最后岁月。
“我虽然没有参加（郭力诞辰百年）纪念会，但我想说，为缅怀郭部长召开了这个纪念会，我感到十分高兴。为什么？我对郭部长感情较深，有时做梦还梦见他。“他这样说道。
《汽车商业评论》本期口述历史得到赫世跃及其子赫建、刘人伟、尹东连和郭力家属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一汽宣传部、一汽档案馆和一汽图书馆的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我虽然没有参加（郭力诞辰百年）纪念会，但我想说，为缅怀郭部长召开了这个纪念会，我感到十分高兴。为什么？我对郭部长感情较深，有时做梦还梦见他。其实，在知道这个消息前，我还跟老伴说过，今年是郭部长岁诞辰，虽然他的具体生日我不知道，他60岁去世，今年是他去世40年，他去世时我40岁，今年我80岁。
年5月我从一汽调到北京，从7月开始在他身边工作。由于文革原因，我在他身边约4年多时间（他被揪斗夺权以前和从干校被“解放”回京工作后期）。这段时间，我受益匪浅，感受很多。
郭部长求真务实和忘我工作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他每次到工厂调研，除听工厂领导汇报外，都会去现场了解实际情况。他重视管理，又懂技术，一到现场就直奔关键地方，比如流水生产线、装配线、复杂零部件加工中心等，和在那里的技术人员或者操作工人聊天，且句句都能问到点子上。他从不作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而是为掌握实际情况而去，工人师傅都称他是个“大内行”。
他从不照本宣科。一般来说，部长参加会议或者主持会议，“领导定原则，秀才做文章”是常事，但郭部长经常是自己动笔，即使“秀才”事先有所准备，他也认真修改，体现他自己的语言风格，并且最大限度地把空话套话去掉，把实质内容讲清楚。
因此，他讲话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我跟他参加过几次产品订货会，就是这种情况。同时，他对要签发的文件，也看得非常仔细，不放过任何疑点或错误。所以，每当我给他送要签发的文件之前，也非常慎重，认真通读，尽到责任。
郭部长没有架子，很好相处。待我就像自家人一样，我在他家蹭过好几次饭。我家刚迁到北京时，就住在他家对面，他对我们生活很关心，他的老伴张蕙兰还把一个烧煤球的炉子送给我们，这印象很深。郭部长比我大20岁，差不多长一辈，张惠兰没有工作，我称她为张姨。
郭部长对我这一生影响很大，我从他的一言一行中受益。他是一个正派的人，一个干事业的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我给他当了几年秘书，受到不少教育。
为什么选我我可能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年龄，30岁以下。二是平时表现，工作兢兢业业。三是成分，我的政治背景一清二楚。年9月，我从学校分配到一汽工作，到冲压车间技术科当工艺员。那是车间人数最多的一个科，当时还有七位苏联专家。到年我离开时还有33人，包括汪声銮（技术科科长，已去世）、国斌（技术科党支部书记）、赵志伟、侯家驹、崔明伟、沈凤歧、陈起永、郑尧章、叶华美、杨元宝、何海虬、钱云良等人。
我在那里工作了9年，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份子。
年3月，有一次，汪声銮去找车间主任沈曾华（已去世）汇报工作，正好崔明伟找汪科长有事。办公室是里外间，他们在里面谈事，崔就在外面等着，然后他听到汪（声銮）科长问沈（曾华）主任，尹东连的工作定了没有？
回来后，崔明伟就悄悄问我，老尹，你是不是要调动？
怎么回事？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我也好生奇怪。
给我讲完事情经过后，他说，你本来就有工作，还有什么定不定的？肯定是让你出国，或者让你援外。
那时候考察都保密，我什么都不知道。从汽车厂调人相当严格，一般来说，一是往上调；二是往军工调；三是包建；四是出国援外。
没过两天，有一次我去车间，又有人问我，尹东连，听说你要调走？
为此，我就感觉到这是个问题。于是去找国斌：老国，外面有人说我要调走，这是怎么回事？
我和国斌是同住过一个宿舍的兄弟，他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困难时期，每天三餐只有九两粮，谈不上鱼肉，油也很少，根本吃不饱。怎么办？就买咸疙瘩，切成小方块，放到罐头瓶里，晚上在宿舍饿了就喝一杯开水，吃几块咸疙瘩，这是国斌干的事，我也吃过他的咸疙瘩。
国斌就跟我摊牌。他说，如实告诉你吧，上面来调人，要给郭部长选个秘书。
怎么，要选我去吗？我问。厂里推荐了两个人，其中有你。国斌说，材料已送到北京，但到底是选你还是选他，那就等着看。
一个多礼拜后，汪（声銮）科长找我谈话。他说，尹东连，你的工作有变动，要把你调到北京去，这个事情已经定了。以前有些传闻，确实是这么回事。你把工作交接下，把家里的事处理好，尽快上北京。
听他这么说，我又高兴又惊讶，高兴的是领导的信任，惊讶的是怎么会选上我呢？工作上我谈不上有什么成绩和贡献，仅有一点任劳任怨、力求上进的精神而已。几十年过去了，这事我一直不太清楚，也不便多问。
一直到年有一天，我去看望原汽车局主管干部的何敏同志（后任机械部人劳司副司长，张剑飞的老伴，年去世），聊天时，我说，何司长，是您亲自把我从一汽调来的，当时为什么选我？
她很坦率地说，当年在一汽选了两个人，相比之下最后选了你：你28岁多，还不到29岁；工作踏实；家庭历史清楚。我这才明白其中原因。
那时也非常简单，（年）4月11日，我与全科室同志合影后，把家里安排好，就拎了一个包，直接上北京。
到北京先住招待所。但住了一个多礼拜，工作上也没正式给我谈，有时去单位，他们说，你先休息休息。
我很纳闷，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给汪声銮写了封信，还在信中质问他，汪科长，我到北京怎么把我撂起来了？
没多久，人事部门就让我和刘人伟做交接，我接他的班。我第一次见郭部长是在他家里，他住百万庄，50岁不到，是非常慈祥的一个人。
托拉斯夭折文化大革命开始，郭部长被打成走资派，这个章程草案连同试办汽车托拉斯的文件，就成为批判他的依据。我接手秘书工作后，郭部长的主要精力放到试办汽车托拉斯上面。在中国办托拉斯是一个新鲜事物，具体怎么搞法，怎么结合中国情况来搞，都要认真研究。年8月郭部长上任，按照当时中央有关精神，经过调研和参考国外相关经验，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提出试办多个分公司的实施方案。
经批准，最终成立了以南京汽车厂为主体的南京汽车分公司，以一汽为主体的长春汽车分公司，以济南汽车厂为主体的济南汽车总厂，以北京汽车厂为主体的北京汽车分公司。
分公司相继成立后，一系列管理问题也随之而来。
郭部长把试办工作抓得很紧，从未松过一口气。他经常召集当时汽车工业公司的几位领导，如彭淦、胡亮、史希贤、老江泽民，以及规划、生产、技术、基建、外事、财务、劳资、调研等处室负责人开会，研究解决在新的管理体制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印象较深的是，他经常到基层调研，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年10月，他回到长春一汽，在时任一汽副厂长柳殿栋的陪同下，到吉林桦甸实地考察，了解在那里生产红旗轿车发动机气缸体铸件的可行性。
尽管一路风尘，但他仍然干劲十足，精神饱满。离开长春后，他又去瓦房店轴承厂进行考察，和厂领导交换关于试办轴承工业分公司的看法。
除调研外，郭部长还参加与试办托拉斯有关的重要会议。一次是在友谊宾馆（原来的苏联专家招待所），由国家经委主持；一次是在北京饭店，年10月底举行的全国试办托拉斯工作会议，会议规模较大，由薄一波同志主持。
汽车是当时全国试办的12个托拉斯之一，郭部长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及其所属几个分公司成立以后的情况和存在问题。
会后，他及时将会议精神向部党组成员、部机关各司局领导以及汽车工业公司各处室负责人进行传达，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
紧接着，他就近到北京相关企业调研，先后去过北京汽车厂、北京齿轮厂、北京轴承厂、北京内燃机总厂等企业。每到一处，他都会给企业领导传达试办托拉斯会议精神，以及托拉斯是怎么回事，听取意见，并实地了解生产厂的条件。
为试办托拉斯，郭部长还特地邀请过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来座谈，认真听取他对试办托拉斯的看法和意见。在汽车局办公大楼，郭部长和他聊了整整一上午。这说明郭部长在试办托拉斯问题上，既认真又虚心，花费很多心血。
年3月，全国机械工业厂长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郭部长向与会代表传达了全国试办托拉斯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及其几个分公司的试办情况。
厂长会议结束后，他和周子健、白坚、刘鹤孔等几位部领导一起，带领参加厂长会议的多位代表奔赴西南参观“大三线”建设，途经洛阳、成都、自贡、重庆，沿着当时正在建设的成昆铁路参观，最后到达贵阳。
郭产长非常关心沿途机械企业的情况。到洛阳时，他放弃休息时间，到洛阳轴承厂参观。当参观团队在贵阳结束活动后，他没有去昆明，而是从贵阳奔赴安顺，去看望在那里艰苦创业的虹山轴承厂等企业的职工，了解那里的建设、生产和职工生活情况。
安顺的几个机械企业都建在山沟里，条件比较差，生活也很艰苦，不少职工都住“干打垒”。他们看到郭部长，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
在参观过程中，郭部长多次对陪同参观的厂领导说，一些进口的稀有设备和仪器仪表，安装在山洞里以利战备，是完全必要的，但一定要搞好维护保养，注意做好通风换气和去湿防潮，要确保工人的身体健康。
大概过了半年时间，由胡信民、刘人伟和秦东旭牵头起草的“试办汽车工业托拉斯章程”草案（初稿），经多次反复讨论，郭部长又逐字逐句地进行推敲修订，紧接着就可以打字印发，上报部机关各有关司局征求意见。
但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费了许多心血写出来的章程草案就此夭折，草案原稿也不知流落何处。郭部长被打成走资派，其中这个章程草案和试办汽车托拉斯的讲话材料，就成为批判他的依据。
病根一个人精神状态非常重要，批斗到最后，又说他是叛徒。体力的消耗，加上精神压力，病根可能从此而生。那时候红卫兵造反，部机关的办公秩序一天不如一天，扫“四旧”和批判会场面时时可见，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这种形势下，部党组安排郭力、沈鸿两人负责促生产，其他部党组成员投入抓革命。部里组织了一个生产办公室，从各有关司局抽调少数业务骨干参加，集中在部机关大楼办公。随着形势发展，办公秩序无法保证，生产办公室就搬到位于百万庄的原一机部生产调度局和四局（仪表局）处办公。
郭、沈两位部长密切配合，分工协调，业务班子通力合作，努力维持生产办公室运转。
就在这时，我感觉到和其他部长相比，郭部长的压力可能更大。一方面，他要按时上班指挥生产，几乎每天都要召开会议，解决生产业务方面的有关问题；另一方面，作为“走资派”，他又要随时接受批判，体力消耗和精神上的负担可想而知。
不久，郭部长被造反派带走进行批斗，批斗后还不让回家。年12月底的一天，他和周（子健）部长被揪到位于北京东郊的机械学院（现在的人民日报社），我也跟着。我们住在一间学生宿舍里，有造反派看守，不许外出。
在那里住了7天，中间转移过3次，有次被转移到一间大教室里，晚上弄几个草垫子，上面铺个床单或者垫子，凑合着住。年元旦也没让回家。
元旦后，一天深夜，他和周部长一起被带走，转移地址不明。那时已没有公交，我和机械部财务司的程方洲同志只能从东郊走回去，到百万庄时已是凌晨6点多。
从这以后，部生产办公室只剩沈（鸿）部长一人促生产，我和郭部长失去了联系。我比较幸运，一直留在生产办公室工作。因为住在郭部长家对面，后来他回家偶尔也知道，但是说不上话。还担心一旦被别人发现，又得上纲上线，就有这种心情。
这期间，他写检查，交待问题，接受批斗，还扫过厕所。
年冬天，郭部长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据胡信民同志的夫人（已去世）讲，郭部长在干校劳动期间，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意志也很坚强，他从不要求任何照顾，照样和其他同志一起上山砍伐，下地劳动，挑担除草。
我后来分析，郭部长原来除气喘外，没得过什么病。一个人精神状态非常重要，他被下放干校劳动，是和很多人一起，那无所谓。但批斗到最后又说他是叛徒，精神上压力相当大。体力的消耗，加上精神压力，病根可能从此而生。
年春，郭部长被“解放”后回到机械部工作，分管产品管理局。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京西苑大旅社主持召开全国机电产品订货会议。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部长这个抓那个抓，这个斗那个斗，出了不少问题。周总理做出指示，要对副部级以上干部进行体检。
这个大背景下，医院做了体检，结果发现肝功不正常，有初期硬化的可能。接着就开始治疗，他先后两次住进医院，去过一次青岛做短期疗养。
此外，医院找著名肝病专家关幼波看过，出差保定、郑州主持机电产品援外订货会议时，又请当地名中医看过。
总体看，这些治疗有些效果，但不甚理想。从年9月开始，他又先后医院朵振魁大夫和机械部机电研究所医务室王庆吾大夫开的中药方剂。等肝功指标有所好转后，他又坚持上班。
年10月13日，郭部长出差上海主持机电产品援外订货会，住在上海大厦。开会期间，继续服用王庆吾大夫开的中药，抓药12剂，每天一剂，分两次服用。6天后，即10月23医院抽血化验，血小板和白血球都偏低。
随即，我将情况报告部值班室。10月24日上午，部值班室负责人张志英电话告诉我，经与王庆吾大夫联系，他的意见是，尽快回京，不宜多活动。
为此，我们减少了会议活动：出席会议不讲话，对外不接待，调理饮食，保证休息。10月26日晚，苏州市机械局局长陶松华专程到上海看望郭部长，邀请他去苏州休息和治疗，郭部长婉谢了他的邀请。
占位性病变我对医学术语不太懂，但感到问题比较严重，心情也很难受。悄悄溜出来给祁田打电话。我说：祁主任，情况不好……我掉泪了。年10月27日，会议一结束，郭部长放弃原本想去二汽看看的打算，直接从上海飞回北京。第二天，请王庆吾大夫到家里给他看病，继续服中药，在家休息。11月6日，医院抽血化验。
11月7日晚，开始发烧，部卫生所郭捷伟大夫随即到家打退烧针。
11月8日，郭部医院看化验结果。结果显示，几项主要指标都不理想。随后，经肝炎科赵大夫捡查，发现肝大有硬块，超声波捡查也不理想。赵大夫随即预约进行肝扫描。
11月11日，医院进行肝扫描，结果发现有“占位性病变”。我对医学术语不懂，但感觉到问题比较严重，当时心情也很难受。
趁郭部长做其他检查时，我悄悄溜出来，给部办公厅主任祁田打了个电话。我说：祁主任，不好了……边说边掉眼泪。
当天下午，医院肝炎科赵大夫和肿瘤科黄大夫一起，又对郭部长重做了一次超声波和化验捡查。结果证明，复查与上次检验结果一致。医生告诉我，根据化验指标，基本确定是肝癌。
两位大夫和医院医疗组大夫共同商定，动员郭部长住院治疗，床位立即安排，马上办理住院手续。当晚8点，祁田和郭捷伟到家里动员郭部长住院。
年11月12日，在女儿郭栖娜的陪同下，郭部长住进了医院。医院主治医生是两位女大夫，一位叫吴树艳，一位叫齐家纯，她们对郭部长再次做了全面捡查。结论是，肝癌已基本肯定，办法不多，但医院会千方百计进行治疗。
此后，医院先后两次组织有内科、外科、肝炎科、肿瘤科主任、院革委会负责人、院医疗组大夫参加的会诊会；医院专家叶祝三会诊；医院医院为郭部长开方用药（中药）。在用药方面，医院有的，全部满足。
这期间，朵大夫先后两次到医院为郭部长开方。朵大夫不为名利，为郭部长看病时，都是骑自行车而行，没有收过一分钱。他还说，你们什么时候用得着我，随叫随到。
住院十多天后，郭部长病情不见好转。医院建议，鉴于条件所限，最医院进行治疗。其实部里也有这个想法，周（子健）部长的秘书崔建敏紧急起草函件送至卫生部，请卫生部批准医院治疗。
几天后，函件得到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的批准。
11月28日下午，在郭栖娜的陪同下，郭部长从医院医院治疗，住进老楼病房，病区主任是钱怡简，主治大夫是于洪宾。
医院对郭部长的治疗很重视。做过全面检查后，先后多次组织院内中西医专家会诊，有时多达十几人，医院著名专家周际昌和中医研究院著名专家段凤午也都被请去参与会诊。
医院三位领导和中医组主任也曾多次到病房去看望他。医院对郭部长采取保守疗法，以服用中药为主。此后，还通过卫生部特地从上海弄来了“转移因子”（请上海机要通讯员带到北京）。
我们提出，医院为郭部长开方用药？医院有一套严格的医疗制度，他们经过认真研究，最终未能同意。
机械部极为重视。就在郭部长住进医院第二天，即11月13日，祁田就召集办公厅副主任孙慕、政治部张爱莲（部党核心组成员）、郭捷伟等人开会，医院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情况，医院做好工作。
部领导也非常关心。周子健、徐斌洲、马仪、杨铿、孙友余、张效曾、医院看望他。马仪曾对我说，要吃中药，不能开刀，采取保守疗法。后来，张爱莲、祁田、胡亮、史希贤、孙慕、刘宝恩、崔建敏、赵志民、张志英、医院去看望过他。
同事们也都非常关心。听说郭部长重病住院后，大家都积极打听和提供治病信息，希望能为治病助一臂之力，如方劼同志提供广东昆虫研究所邬祥光的治癌信息；二汽李子政提供上海龙华煤厂医务室一位医生为张庆梓治病的信息……
如有万一郭部长去世前两天，他分别对他女儿和我说过一句同样意思的话，大意是：如有万一，一切都要依靠组织。时任机械部外事局局长的江泽民同志，对郭部长的病情也很关心，为郭部长治气喘提供过一个药方，并亲自联系解决原料，由他老妈在家指导我们制作。郭部长住进医院后，条件改善不少。但在那个年代，受医疗水平的限制，对癌症治疗没有太多办法。医院尽最大努力后，短时间虽有所缓解，但仍阻止不了癌细胞的生长扩散。
年12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健在周子健部长陪同下，到医院看望郭部长。
在身体非常虚弱的情况下，年1月10日，郭部长仍坚持参加在医院举行的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他由护士搀扶着，绕周总理遗体一圈后，回头又看了好几秒钟。
1月15日，郭部长坚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追悼大会。我和司机刘国栋陪他走到大会堂门口台阶前，看他慢慢地走上台阶，进入大会堂。散会后，我们立即把他送回医院。
1月30日，经医院批准，郭部长回到百万庄家里，和家人共度春节。
2月3日，郭部长返回医院继续治疗。
2月10日，（机械）部领导周子健、徐斌洲、马仪和孙友余一起，听取家属意见。
2月16日，医院中医组吕主任和段凤午大夫一起会诊。吕主任说，病属晚期，脉相相反，预后不好。他还告诉我们，医院研发了一种新药“遍地根”，如能弄到，可以试用。
当天下午，我和部机械院车敏到医院联系。贾院长说，这种药我们曾经有过，但药在兰州，如果要用，我们派人坐飞机去取。
当晚，医院去看望郭部长，见他正睡着，没有叫醒他。
2月19日晚，医院喻大夫去兰州取药回到北京。当晚11点多，我和刘国栋前去取药，2月20日凌晨，当我们回到医院时，还未上楼就听到哭声。走进病房，只见他已盖上白单……
就这样，郭部长走了，我和刘国栋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随后，我们和医院的大夫、护士及在场领导、家属等，将郭部长的遗体从三楼护送进太平间。
从年11月12日住院起，至年2月20日凌晨病逝，郭部长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天。他去世前两天（2月18日），他还分别对他女儿和我说过一句同样意思的话，大意是：如有万一，一切都要依靠组织。
（年）2月21日，医院主治大夫于洪宾告诉我说，郭部长逝世后，经过病理检查，他的肝脏比正常人大一倍多，有巨块肿瘤，肝组织全部坏死，癌细胞转移到肺部的也很多。
他还说，郭部长病情如此严重，但他非常坚强，从未大声喊叫过，真是少见，我们作为医生都深受感动，值得向他学习。
年2月27日，郭部长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医院举行，随后送八宝山公墓火化并开追悼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孙健，部领导，有关部委和部机关各司局的同志，生前友好，家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等，约人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郭部长走了，才60岁，英年早逝，令人痛心，我们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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