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自明初以来中国与李氏朝鲜王朝即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朝鲜越境流民最早把中国境内垦种谋生地称为“间岛”，因此产生界务问题，清王朝逐渐形成一套对朝鲜垦民的民政管理体制。日本吞并朝鲜后借助韩国与中国的界务历史挑起的所谓“间岛问题”，其伪造的空间范围扩大到中国境内的延吉大部分地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听闻“日人有以我延吉厅治易名间岛，且妄指夹皮沟为独立国之说，秘计诡谋，蓄意侵占”，[1]“知山川不习，不可以图胜算”，[2]为了筹谋防范而派遣督练处军事参议吴禄贞率领周维桢、李恩荣2名督练处科员及6名测绘生调查吉韩界务。[3]
吴禄贞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从吉林省城（吉林市）率队出发，途经敦化县、延吉厅，到达图们江下游珲春城，再上溯图们江江源抵达长白山天池。然后再沿着松花江江源顺流而下，经由夹皮沟（桦甸境内）折回吉林省城，行程余里，历时73天，获得了实地勘察的地理资料和测绘了地理数据。吴禄贞的吉韩界务调查以延吉厅为中心，运用测绘数据“以五十万之一制成是图”，调查过程“本为界务起见，凡沿图们江一带以至长白、小白山顶与吉韩界务有关者，皆系用仪器以迅速之法精细测之，余则概用步测”，[4]调查结束以后“既抵，则努旬月之力，上考史乘，中稽界碑，下采舆论，而日人诳造间岛之名不攻自破”。[5]
吴禄贞主持编纂的《延吉边务报告》是20世纪初中、俄、日、韩围绕中国领土延吉厅地域多边互动的产物，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国家建设、沙俄在东亚的领土扩张、日本的帝国主义殖民和朝鲜的国家建构。《延吉边务报告》正是认识东亚这一多重历史进程交织面相的核心文件之一，当代关于晚清民国的延吉或者“间岛问题”历史主题的任何学术研究都无法回避《延吉边务报告》的官方文书性质、国际法中的历史证据和史料价值。
一、延吉厅的地理空间
吴禄贞基于实地调查并运用近代地理测绘技术，获得了延吉厅地域山脉、水道里数及土地和户口等科学数据。吴禄贞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到军事地形学的训练，保证了边务调查中地理知识的科学性。吴禄贞首先从东南西北四方确定了延吉厅的地理位置。延吉厅东边有老黑山支脉耸立珲春东部，有海兰河、布尔哈通河、嘎呀河、珲春河流域平原。延吉厅西边有长白山脉，是奉天吉林两省诸山的主峰。延吉厅北边有长白东干的穆克德亨山脉，蜿蜒东向有秫稭垛、哈尔巴岭、老爷岭、黑山岭。吉厅南边有源于白山东麓的图们江，成为吉林、朝鲜的天然国界，东流余里入海。延吉厅厅治在布尔哈通河东北，距离吉林省城里。延吉厅的管辖区域继承了珲春副都统所管辖的境域，东西长里，南北长里，面积约平方里。归延吉厅管辖的龙峪分防厅基本区域位于图们江沿江地带，牛心山分水岭以南流入图们江的地域为韩民越垦地，属于龙峪分防厅；牛心山分水岭以北流入海兰河的地域为招垦地，属于延吉厅。
长白山是中国东方诸山之祖，松花江发源于其北，鸭绿江发源于其西，图们江发源于其东。吴禄贞测量的长白山山顶区域“拔海一万尺乃至一万二千尺，山顶五峰并峙，中央有湖，周围约三十余里，称为天池，亦称闼门潭。山顶为轻石石炭岩，树木不生，山腹全系土质，森林密茂”。[6]延吉厅境内的山脉都发脉于长白山东麓，主要有五支山脉。第一支，小白山山脉。小白山在长白主山东南45里，吴禄贞堪明小白山“山南为中韩旧界，其山脉南行散布于朝鲜境内”。[7]第二支，甑山山脉。甑山发脉于小白山，在小白山偏东里。吴禄贞测明甑山“南为红丹水，北为石乙水，此支脉即止于石乙、红丹二水之间”。[8]第三支，长山岭山脉。长山岭为长白山东最近之一支干山脉，由长白东行约60里为红土山，红土山蜿蜒东行即为长山岭。第四支，老岭山脉。老岭山位于长白山东北里处，是长白山东北一大支干，位于延吉厅北境，延吉境内诸山大都从老岭山分脉。老岭北行为秫稭垛，秫稭垛东北行38里为鸡冠砬子，鸡冠砬子北行60里为窝集岭，窝集岭北行余里为哈尔巴岭，哈尔巴岭东行为老爷岭、老黑山诸山。第五支，牛心山山脉。牛心山发脉于秫稭垛南面，东距秫稭垛约里。牛心山山脉是图们江和海兰河的分水岭。
延吉厅境内的水道有4条水系源流，分别是图们江源流、布尔哈通河源流、海浪（海兰）河源流和松花江经流吉林南部源流。图们江发源于长白山东麓，源头有正源红丹水和分源石乙水。吴禄贞勘察红丹水源“出于小白山正东之三汲泡（西北距长白山峰六十里余），泡水东北伏流八里有泉涌出”，红丹水东北流里处有石乙水从北来汇，红丹水“是为图们江之正源，亦即吉韩之旧界也”。[9]石乙水发源于“白山之东（西南距小白山峰三十八里，西北距长白山峰六十里）”，“自发源处东北流十二里，又北流九里，红土山水来汇。红土山水发源红土山南，与园池水合，东流六里入汇”，东南流里与红丹水汇合。光绪十三年（），中韩会勘界务的争议就在于“华员主以此水为国界，而韩人乃主红土山水，遂未决议”，[10]吴禄贞为此详细踏勘了红丹水、石乙水和红土山水的源流关系，从地理数据上支撑了中方的主张。红丹水和石乙二水汇流以后成为图们江的正流，流出30里半有红旗河从北来汇，红旗河可以称为图们江的北源，又东流2里至三江口，西豆水（鱼润江）从南来汇，西豆水可以称为图们江的南源。图们江水流至从北来汇的石洞子沟水，南岸正对朝鲜茂山城，流至稽查处，南岸正对朝鲜会宁城，流至光霁峪，南岸正对朝鲜钟城。光霁峪沙滩就是被越境朝鲜“垦民”称为“间岛”的原点。布尔哈通河发源于哈尔巴岭，延吉厅治局子街位于河东岸，先和海兰河汇合，最后流入嘎呀河。海兰河发源于小孤山，侵入延吉的日本主官斋藤季治郎驻扎于支流六道沟水，汇入布尔哈通河。松花江经流吉林南部源流发源于长白山北，正源为二道白河，分源为二道江，最终汇入黑龙江。吴禄贞后来在延吉任吉林边务帮办期间，革命党人宋教仁在东北运动革命，注意到日本侵略中国延吉领土主权的图谋，返回日本后写作《间岛问题》一书。吴禄贞在《延吉边务报告书》中隐晦地指出：“辩才志士，洞其诡谋，著书立说，大声疾呼。言之痛心，闻者切齿，则我国民已知对付矣。”[11]宋教仁运用国际法论证延吉“当为中国领土,其条件已完全具备矣”，[12]并绘制了详细的日本制造的“间岛”区域地图。
二、中国历史体系中的延吉历史空间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轴心突破时期，延吉所在的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中国的历史体系。吴禄贞根据《竹书纪年》《后汉书·挹娄传》《山海经》和《晋书》等古书的记载，考证东北古族肃慎与中原政权建立了政治经济关系，比定肃慎附近的不咸山即为长白山。吉林省南部“汉以前惟肃慎耳”，吴禄贞由此断定“图们江北必为肃慎氏南境无疑”，指出“此延吉厅在唐虞及周秦时为肃慎氏疆域之证”。[13]西汉时期，长白山的历史地理名称为单单大岭。《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和《读史方舆纪要》所记载的东北疆域归并于西汉所设置的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其中的一大历史关节即是高句丽成为玄菟郡县属。吴禄贞指出“盖当周末，肃慎之势日衰，长白山南沃沮、濊貊诸部落纷起其间”，“则自单单大岭以东（延吉厅居长白山之东），南及朝鲜之江源、咸镜二道，皆乐浪郡属矣”，[14]延吉厅正当西汉乐浪郡东部疆域。长白山在东汉及三国又称盖马大山，沃沮成为东北活跃的部族，受到西汉册封，延吉厅地域为沃沮的北境。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基于《文献通考》和《北史》的记载，接受中原政权封爵的高句丽在东北崛起。吴禄贞考其疆域“亦只于西北开拓耳，东北实未逾长白图们也”。[15]延吉厅的地域为高句丽羁縻的靺鞨（勿吉）白山部所据有。北魏及隋朝时期，靺鞨部落繁盛，吴禄贞征引《新唐书·北狄传》和《隋书·靺鞨传》，确定“今图们江北及敦化县境皆白山部地也。此延吉厅当北魏及隋时仍为勿吉白山部之证”。[16]唐及五代时期，高句丽被唐朝灭亡而粟末靺鞨以渤海建国兴起东北。根据《旧唐书》《文献通考》《新唐书·北狄传》《辽史·地理志》和《金史·地理志》，渤海国在绥芬河流域建立率宾府，吴禄贞认为从唐代至辽金时期，延吉厅地域的建制先为率宾府，后为率宾路。
吴禄贞指出“北宋新罗亡时，有裨将王姓叛而建国曰高丽。明洪武又封李成桂为朝鲜王，今之高丽，仍李裔也”，[17]自辽宋时期，高丽建国于朝鲜半岛南部，袭用高句丽的名号，但已经是完全不同的统系、政权和疆域。金代，源于靺鞨的完颜女真部崛起于图们江流域，南境与高丽接界，在延吉厅所在地域设置海兰路。吴禄贞发现延吉厅西南海兰河附近两座古城出土的三枚古印“一曰大定三年（金世宗年号）知审开院事印，二曰上京路方户车刀字号银（旁镌贞佑二年，金宜宗年号），一曰副都统所印，皆金代之故物也”，认定“此二城者其为金代海兰路总管府开府之故地”。[18]吴禄贞又根据《金史·高丽传》和域外史书《朝鲜史》《金世纪》，高丽的势力一度到达图们江南岸并筑造庆源、镜城、富宁、会宁、钟城、兴京、稳城等九城，但被金朝击退，确定“终金之世，图们江南岸之九城不能为高丽有”。[19]有元一代，在东北建立辽阳行中书省。吴禄贞再据《元史·地理志》《元一统志》，吉林东南部仍设海兰路，只不过元代海兰路的首府海兰府在宁古塔境内，而延吉厅在元代仍属于海兰路的行政建制管辖。吴禄贞特别考订指出“今高丽建国于辽宋时，初仅据有朝鲜半岛之南岸，而鸭绿江南之平安道，图们江南之咸镜道，则皆辽金之领土也”，但是在元代至元十五年（），元朝把平安道和咸镜道的领地划拨高丽，“而鸭绿、图们二江以南之地，自此始为朝鲜所有矣”。[20]明代在东北广设卫所，吴禄贞据《明史》和《吉林省志》稽考了在珲春和延吉一带境内的20处卫所。据《明代一统志》“各卫以其酋长如都督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满洲则曾接受建州卫官职，吴禄贞认为“则长白山东，图们江北，以及珲春左右，不得谓非明之领土也”。[21]清朝发祥于长白山之东，吴禄贞引用官方史籍《开国方略》《太祖实录》《满洲源流考》和魏源撰述的《圣武记》，论证了延吉厅地域为清朝发祥重地。
吴禄贞着重辨别了高句丽和高丽属于不同的历史体系。吴禄贞提出“不可以今高丽之疆域与昔时高句丽等相混者，夫岂待辩”？进一步指出“高丽兵力从未越图们江一步，而乃妄指延吉厅为间岛（考数千年来之历史、地舆，此地从未有间岛之名），称为属清、属韩未经确定之疆土，吾诚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也”。[22]面对“间岛”这一他称新地名的莫须有扩大化，吴禄贞的纵向考证梳理了延吉厅疆域属于中国历史体系的历史空间，论证了延吉厅为中国领土的历史依据。
三、清王朝对延吉厅的政权建设
清王朝入关以后，对满洲东北故土实行封禁政策，延吉地方作为国家根本重地被列入禁山围场。吴禄贞把清王朝对延吉厅地域的统治分为封禁时代和厅治时代。封禁时代，清王朝在延吉厅地域的的政治统治限于采取东珠、人参、貂狐、熊鹿、猞猁、虎豹等物以上贡皇家宫廷。吴禄贞通过《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事例》《八旗通志》和《珲春册报》，确定“延吉厅之地，北由哈尔巴岭发源之布尔哈通河，南达于图们江流域，东北由宁古塔交界之瑚珠站，而东南至图们江北之黑顶子，皆国朝封禁采捕之重地，故国初以来变迁甚少”，[23]封禁时代的采捕上贡成为清初对延吉厅地域的政治统治方式。
康熙年间设置了珲春协领行政机关，隶属于宁古塔副都统，珲春协领成为延吉厅地方政权建设的开端。道光二十八年（）二月的上谕重申禁令，其中有吉林地方图们江“与朝鲜隔江为界，均宜一体清查，勿任奸民窜入”，并且要求“倘有匪徒垦田构舍，立即查拿，并将田舍平毁”，肃清边界“是图们江北注重边务之始”。[24]清廷上谕明确声明了中国和朝鲜以图们江为双方的边界。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年5月28日），《中俄瑷珲条约》使清朝失去乌苏里江以东至海滨领土的管辖权，第二年清廷设置珲春协领副都统衔整饬图们江北边防。吴禄贞指出珲春协领副都统衔的图们江边防“专注意于俄图们江北界，禁素严，尚未虞及韩人之生心也”。[25]光绪四年（），吉林将军铭安在阿克敦城（敦化）一带“将旗民私垦地亩查明造册，分别荒熟，限年升科”，吴禄贞以为“是为图们江北办理荒务之始”。咸丰以来，图们江北私垦土地的主要为旗民，吴禄贞以为“同治年间既有韩民越界，然其初皆佣工，虽间有私垦者，为数尚少”。[26]但实际上，同治八年（），朝鲜咸镜北道六镇（庆源、庆兴、稳城、钟城、会宁、富宁）发生饥荒，韩民“不顾国禁，纷纷越江谋生”，[27]这成为韩民大规模越垦的开端。光绪六年，清朝在珲春境内设置靖边军，图们江北开始驻扎防营。靖边军防营“盖为防俄患及马贼而设，至于吉韩边境自有江流为界，则固无患之可防焉”。[28]光绪七年（），清廷设置了吉林边务督办和珲春副都统，珲春副都统成为延吉地域的专职行政机关，并“废禁山围场之旧制，行移民实边之政策”，延吉境内开始设局招垦。吉林边务督办吴大澄发现韩民越垦日益众多，提议“将越垦韩民概令入籍”，[29]朝鲜国王则希望能刷还韩民，其事说明了中韩图们江界的法律地位得到两国政府的承认。光绪十年五月，珲春副都统开始兼帮办吉林边务，珲春副都统“管理旗务之专员，遂兼有民事兵政之全权”，“而韩民越垦事宜亦由其随时经理矣”。[30]《吉韩通商章程》签订后，和龙峪等处设立的通商局“实兼有理民之责，虽此时未设厅县，亦已具有行政之机关也”，吴禄贞反问“然韩民来居此土，因何受我抚绥，劳我保护，其主权之为谁属，尚待烦言而解耶”？[31]进一步指出《吉韩通商章程》以条约的法律形式确认了中韩两国的图们江国界。吴禄贞遗憾地指出光绪十五年吉林将军长顺奏设的图们江水师营“然使至今尚在，日韩人于我国界何从窥伺，乃行之未久即行裁撤，殊可惜也”。[32]光绪二十年（），吉林将军奏设在图们江北韩民越垦之地设立抚垦局，吴禄贞指出“故自茂山以下清丈地亩，照则升科，以慰流氓归附之心，而韩民遂皆入我牌籍而受廛为氓矣”。[33]越界韩民自称为“垦民”，在中国地方行政机关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大都服从官方的管辖而入籍中国。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军机处批准了吉林将军的奏请设立了延吉厅，延吉自此进入厅治时代。第二年，延吉厅境内开始驻扎吉强军，行使地方治安和国防职能。吴禄贞根据延吉厅署光绪三十三年（）以前的档册，以社为单位调查了延吉厅管辖的社名、户口、垦地、牌数、面积、巡警局、镇市和社的区域，[34]不分华韩人民，均按照政府的治理权限进行统计。“垦民”村社的名称多以“春字”起头和“仁、义、礼、智、信”五常编排，按照中国“以民为本”实施教化的治民传统，中国地方官府建立了“垦民”社会的社牌组织。清政府的治理档册有效证明了“垦民”归入中国国籍的法律事实，攻破了“日本统监府间岛派出所”保护韩民的“保护权”假说。吴禄贞梳理延吉地域的治权“渐易旗员疏阔之旧规而变为民政机关之厅治”，以清王朝在图们江北行使的封禁权、建设权的历程证明“图们江北为我国固有之领士，而军事上、政治上之建置固丝毫未受外人之干涉者也”。吴禄贞推翻了日本关于“间岛”领土未定的照会，澄清吉韩界务只是图们江江源未定，揭穿日本牵混图们江为未决国界的谬说。吴禄贞以坚实的历史依据论证了“我疆我理，先后同途，领土主权由来已久”，[35]证成延吉厅为中国有效实际管辖的领土。
四、韩民在延吉厅的越垦历程和“垦民”的入籍中国
清王朝与朝鲜长期保持藩属关系，国家之间有一套交往的礼仪制度，朝鲜同样遵守了封禁图们江北的政策。因此延吉厅地域“国民之绝迹于此者且二百年，韩民更无论矣”。吴禄贞调查了延吉厅越垦韩民的户口，不禁心生疑问“今日延吉厅越垦之韩民竟至五万余户之众，果何由致此”？吴禄贞结合实地调查和官府文件分析了韩民越垦成为延吉厅主要人口构成的历史根源。吴禄贞指出“朝鲜沿江六镇，地瘠民稠，生计艰难，人浮于食”，而中国“图们江北则荒原沃甸，绵亘千里，平隰高原，悉宜农业”，图们江北客观上成为人口的吸纳区域。清王朝解除图们江北封禁政策实行移民实边，人口密集区向人口空疏地区存在流动的社会压力，韩民就近迁徙远比山东直隶移民便利。甲午以前“韩民之越垦者，在朝廷存一视同仁之心，在疆吏招携怀远之策，不施禁阻，反事招徕”，和龙峪经历管辖越垦地方华民交纳荒价，而越垦韩民“定例不交荒价，不纳杂项租税，以示优待属国之意，宽大之政为环球各国所见”，[36]朝鲜农民大量越界迁徙图们江北。吴禄贞从近代主权国家的视野反思了清王朝与朝鲜的国家关系，考察韩民越垦的历程“而益昭然于延吉厅为我国固有之领土焉”。
清初中韩国界管理表明“两国之民有私自越图们江一步者，由两国官吏处死，否亦格杀无论（见吉林外犯及珲春例案）”，但一直有吉林旗民与朝鲜每年一次的贸易开换制度。吴禄贞也注意到同治九年（）朝鲜国内的灾荒导致“韩民遂不惜冒犯重禁渡江越境（韩民之多至俄国境内者亦即此时）”，但总体上“流寓中国者男仆女奴而已”。吴禄贞认为同治年间以前图们江北“时则但有佣奴寄食之韩民而无越境垦地之韩民”。[37]光绪初年，韩民越境私垦最早的地点是朝鲜茂山对岸外六道沟等处。光绪七年（），清朝政府开始对越境朝鲜流民查明户籍进行管理。光绪初年的越垦韩民向地方政府申领荒地租种但没有土地权。吴禄贞引用朝鲜国王通过礼部上奏清廷要求刷还越垦韩民的咨文内有“大小两界，原有天限土门江”，证明图们江是中韩两国的天然国界得到韩国的自认。光绪九年，朝鲜钟城府使照会“遂籍穆克登碑文‘土门’二字而生豆满、土门之辩”，[38]图们江南地方官无法实施国王刷还越垦韩民的政策，由此挑起界务争端。但朝鲜钟城府使在照会中吐露争界的隐情：
既有白山之奉旨立碑，故欲藉是而乞得寸土以插贫民也。上国顾何惜一坏空弃之土，不容朝鲜流民乎？朝鲜亦不愿多得，但借得沿江或十里、或五里，远不过二十里，随贫民所居。
吴禄贞据此辩驳朝鲜地方官的无理要求，从法理上确认“图们江北为中国领土，韩人由衷之言，固亦毫无异说矣”。光绪十一年（），由于俄国和朝鲜签订陆路通商章程的影响，清朝地方政府划出图们江北沿岸为越垦区并设置越垦局，吴禄贞认为“韩民越垦之增盛，实以此举为嚆矢”。光绪十六年（）的总理衙门奏稿成为清政府针对越垦韩民的政策性文件，确定了越垦韩民领照纳租归入中国版籍由地方官管辖的基本原则。吉林将军衙门颁布了有法律效力的地租执照，并在吉林行省建立后持续使用，成为越垦韩民入籍中国的法理凭证。光绪二十二年（），吉林将军长顺取消越垦区和越垦局的设置，统一执行越垦韩民入籍中国的政策，其结果就是“韩民之越垦者，悉皆编甲升科，食毛践土，入我版籍而得有地主权矣”。[39]自此，中国对越垦韩民的合法化促使越垦韩民在空间的扩散，从图们江北沿岸遍布延吉厅境内的海兰河、布尔哈通河、嘎呀河流域。越垦韩民大规模地增长造成一个后果即是“朝鲜六镇之民，皆仰给于图们江北输运之谷食。于是韩人以艳羡之心，遂生侵占之计”，[40]并出现了一系列朝鲜地方官员的越界挑衅，吴禄贞赞同袁世凯对此中症结的洞见。日本挑起的“间岛问题”正是日本“欲利用越垦奸民自利之私心，以阴行其侵略我领土之手段”。[41]但地租执照的一纸契约使得凡是在延吉定居耕种土地并领取了执照的越垦韩民都加入了中国国籍（图一）。
图1吉林将军衙门颁布的地租执照样张[42]（吉林巡抚印，年8月4日）
吴禄贞梳理了韩民越垦的始末，批判越境韩民“喧宾夺主之势”的由来“未始非吾国怀柔韩民之政策有以误之也”，吴禄贞正是从近代主权国家的观念反思中日“间岛”交涉问题，质疑清廷内政外交的腐朽。吴禄贞深入塞外调查内蒙东四盟，长途跋涉在西北陕甘地区直到河西走廊，又到东北吉林调查界务，亲历目验边疆多民族社会。吴禄贞任职清王朝的边疆官员深知中国抚育各族的传统，“以吾中国幅员之广，亚洲民族生息于领土内者，无虑数十种，固兼容并包，夫岂于数百年噢咻抚字之韩民而歧视之？”以近代民族概念思考延吉的边疆危机“履霜坚冰，其来也渐，谁之咎软”？[43]无疑，吴禄贞是那个时代能够深刻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构成的革命党人。
五、中国和朝鲜关于吉韩界务交涉的历史分期
吴禄贞从朝鲜汉江南岸的三田渡碑追溯了清王朝和朝鲜国家关系的由来，两国建立了字小事大的藩属关系。清初两国并没有勘定边界，康熙论说朝鲜国家的四至时“谓其北道与瓦尔喀地方土门江接界”，吴禄贞据此认定“则土门江为吉韩之界水当时已论定之矣（时康熙四十五年）”。吴禄贞的问题是“不意时移势迁，竞于根本重地而生界务交涉”，[44]这确是吴禄贞面对日本“间岛问题”急需解决的历史案据。
吴禄贞认为吉韩界务问题开始于康熙五十一年（）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的奉旨查边，“后之种种界务问题生于此案”。[45]吴禄贞引用穆克登小白山分水岭碑文“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46]依据《东华录》和朝鲜承文院《穆克登查边故实》复原了穆克登查边的史实。穆克登查边的史实说明了什么问题？吴禄贞从中韩两国的官方文件辨析出双方既定的前提条件，图们江北确为中国领土。吴禄贞强调穆克登登临长白山一事为查边并非勘界，穆克登所立石碑的性质为“审视碑，实非定界碑也”。吴禄贞的依据在于碑文文本的表述以及穆克登单方面的行为，并且石碑“仅二尺许，大类儿戏”，“两国定界为何等郑重之事”，“古今来有如是定界碑乎”？[47]吴禄贞根据碑文“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和实地勘查的经验考证，穆克登查边碑从小白山分水岭被移动到大白山东南麓“与红土山水之源相对（红土山水西距今碑约七八十里）”，认定“审视碑实在分水岭上，不在长白山麓也”。[48]穆克登查边的范围还包括鸭绿江、图们江江源到朝鲜茂山城地段，吴禄贞发现朝鲜承文院《穆克登查边故实》穆克登查与朝鲜接伴、观察商议“于茂山、惠山相近此无水之地，接舍，路迳交如何设立坚守？使众人知有边界”，[49]“由小白山东至三江口其间分界确已查明也”，确定图们江江源的两国边界“实沿惠山附近以东至茂山附近也”。吴禄贞对长白山山川水道了如指掌，立刻指出：
自三江口以上，近于惠山、茂山者，实为红丹水。红丹水发源于分水岭三汲泡，与分水岭立碑处适符。则图们江源之确为红丹水，而由三汲泡顺红丹水以至三江口确为吉韩分界线均无丝毫疑义。[50]
吴禄贞从中韩官府文件勘合地理复原了穆克登查边查明红丹水为图们江正源，红土山水与惠山镇不相近且水量极小，是石乙水的支源，而红土山水作为图们江正源与文献和地理不相符合。吴禄贞又据《吉林通志》记载“自三江口至小白山之界碑，其碑凡十，标曰‘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守田利远《满洲地志》也记载了穆克登立有“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的界碑，虽然界碑已经不存，无论立而被毁或是定而未立，但“至其事实可征，史册具在，则终不可磨灭也”。吴禄贞据朝鲜官员与穆克登的交往情事和种种疑案，推测韩人“查边时已生混界之阴谋也”，并且指明“顺松花江源之土堆石堆实与界务无涉也”。[51]
吴禄贞以亲历勘查的地理知识为基础，检验了光绪十一年和光绪十三年两次清王朝和朝鲜的勘界文件，中韩两国再次相互确认土门江、豆满江都是图们江的别名异称，图们江为两国界河。中韩两国最后争议之处在于图们江源的划界，中方从红丹水退让到石乙水，而韩方则坚持红土山水。吴禄贞发现韩王称“红土山水、石乙水之间，不过数十里空山荒寒之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岂其为此区区尺寸之土，使属邦不能保守其封履”，指为“强赖无术，继以乞怜，此固彼狡谋之惯技，而我终堕其计”，洞悉清王朝的外交弊端，反思“我国交涉每每务为宽大，以致外人得步进步”。[52]吉韩界务的交涉被日本拿来制造“间岛问题”，吴禄贞则已“铁案难移”从国际公理公法的法理反击日本“重翻旧案，询所谓不知公理公法，适见其愚妄而已”。[53]
六、吴禄贞对日本“间岛问题”的纠谬
日本配合斋藤季治郎越境的照会发出以后，清朝外务部驳回了“间岛”领土未定和保护韩民的非法要求，并要求日本撤回越境的斋藤季治郎等人。日本随即又借口中韩界务旧案，非议中国的延吉厅主权，继续主张中韩界务未定。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二日（年9月19日），清朝外务部电告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转告日本政府东三省“现拟俟日本派有专员，即派督办吉林边务前邮传部右丞陈昭常为勘界大员，练兵处监督吴禄贞为帮办”，[54]要求和日本政府勘界。九月二十七日（11月2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照会清朝外务部（第三十八号），表明了日本关于“间岛问题”的主要态度，比较全面地反应了日本侵占中国延吉主权的国家意志。日本第三十八号照会首先否定土门江、豆满江都为图们江的地理事实，声称韩国向来主张“清韩国境之土门江，其源发于白头山分水岭上定界碑之东方，流于北甑山之西方，并非豆满江之支流”，而中国政府主张“土门江与豆满江即为一水，以此为重要之论据，然定界碑之所谓‘土门’确不能解作‘豆满’”。其次，日本重提朝鲜已经抛弃的旧说，指出中韩国界“非如清国政府独自断定，且漠然以豆满江为两国天然境界可比”，宣称“清国政府如以豆满江为清韩国境，视为确定之事，据其源流以为勘界之基础，以日本政府之所见，终难同意”，主张“据日本政府之所见，以豆满江为境界一节，不能视为已经确定之事，故非先协定境界基础之后，无从实行测定也”。最后，日本含混地提出“间岛古称为女真，清韩历史上俱有种种之关系，惟不能明定果为何属”，表明“间岛果属于何国，此事极形错综。日清两国均应镇重研究，重行讨议，再行决定”，[55]实际上不承认中国对延吉的领土主权。
中韩两次界务勘定实际上已经确认了土门江、豆满江都为图们江的事实。吴禄贞指出“今日人乃拾其唾弃之余说，以为界务之论据，岂不误乎”？“盖日人、韩人争界之故智，务欲歧土门、豆满为二，始可遂其混淆国界之计”。吴禄贞征诸载籍论证“土门、豆满、图们确为一江，不能以译音之变迁而易其位置”，破除日韩的“支离附会之说”。[56]吴禄贞通过多种证据证明了土门江、豆满江、图们江同为一条江的名称，广泛征引中国、朝鲜、日本及局外国家的记载、图志，证实图们江自清初以来就是中韩国界得到国际的承认。吴禄贞揭破日本“举吾华旧有之地，嫁以新名，没其历史，凭空幻一间岛名目，加诸久设官厅治理之延吉厅也”，“日人自欺欺人，以起中韩界务之交涉，此诚凿空之奇谈，拓地之妄想，而为自古以来外交史上所绝无仅有者也”。[57]宣统元年（），德国测绘印制的吉林地图中中国与高丽国（韩国）的国界线正是图们江，清晰地用中德双语标注出图们江南岸高丽国（韩国）城市茂山、会宁和钟城。[58]图们江国界具有国际法律的效力，日本提出的“间岛”领土主权未定失去事实依据，图们江被延吉厅为中国领土同样获得包括此前日本的国际承认，按照“名从主人”的国际惯例，“间岛”实为中国延吉厅。
七、吴禄贞对日本侵占中国延吉主权领土的应对
吴禄贞是最早清醒地意识到日本侵占延吉预谋已久，把日本侵占延吉的历史划分为未越境时期、越境时期和已越境时期三个阶段。光绪三十年（），中国和韩国商定在原有勘定图们江国界的基础上解决图们江江源划界的争议，进行第三次勘界。日本在控制朝鲜政府后，与俄国在中国东北边疆的战争即将获胜。六月十六日（7月24日），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照会清朝外务部节略：
惟现当日俄军务吃紧，该处勘界事宜非可克期办结，转恐界上兵民仍事纷争，结仇弥深。莫若在该处界址未经勘定以前，先由中国政府伤令驻韩许大臣暂缓派员勘界之议，并严饬该处地方文武官员约束兵民，勿令辄滋事端。一面仍由韩国政府严行诫饬韩境地方兵民勿得寻衅。仍当酌量时机，即将该处界址划分清楚。
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延缓勘界，并向韩国政府施加压力，阻止了中韩第三次勘界。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所绘制的满韩地图就开始改变此前中韩的国界线，把原来的中韩国界图们江绘入韩国境内。吴禄贞指出“不欲中韩两国划清界址，故为此支吾延展之词以阻之。其欲扰乱我果务，固已蓄意于日俄战役之际矣”。[59]日本侵占延吉是其“大陆政策”的必然步骤。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年8月21日），日本派遣斋藤季治郎率人非法越过图们江中韩国界，虽然以照会为掩护，并不能遮盖侵犯中国主权的侵略行径。日本致清王朝外务部的照会借口是：“韩国民之住于该处者不下十万余，往往受马贼及无赖之凌虐，向韩政府之求保护。韩政府以事关边境且涉外交，请日本政府派员至该处保护住民。”[60]吴禄贞熟知近代主权国家学说：“以法理言之，所谓国家最高权者，对内而言，曰‘统治权’，对外而言，曰‘主权’。在领地之内即在统治之下，此公理也。”吴禄贞据此声明中国对于延吉越垦韩民的固有主权：“韩民越垦，受我官吏管理，已非一日。此时无论日本之统治权能行于韩国与否，而断不能入我界内以管理韩民。至我国对于韩民有统治之权力，自当尽保护之责任，此我之主权也。”延吉厅属于中国领土，吴禄贞以清王朝官员的身份主张建设中国的领土主权：“凡我领土所在，即我主权所在，故在我境内而不能完全归我统治者，亦必在我保护之下（如租界商民及传教士，我虽不能统治亦当保护）。”吴禄贞并据国际法批判日本的越境违反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而国际所关，不能侵人之主权，即不能侵人之保护权也。然日人若以保护韩民责我政府，则日人断无有越境保护韩民之理。故不顾公法，不俟我国政府之允许，而为先发制人，疾雷不及掩耳之计。此日人以强硬手段而行其侵略主义者。[61]
自此，日本越境延吉的行为在国际上没有合法性，日本的“保护韩民”主张也失去了合法的外衣，呈现出赤裸裸的侵略面目。实际上，清王朝已经在依据近代主权国家的原则依据国际法处理对日本非法越境的交涉。清王朝外务部针对日本七月十一日的照会于七月十六回复日本声明中国对延吉的领土主权，越垦韩民“既在我领土之内，应由我设法保护”，“来照所称统监府派员一节，中国断难允认”，[62]清王朝从国家层面拒绝了日本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
日本对中国延吉的经营在朝野有相当的一致性，吴禄贞注意到日本国内外新闻媒体对“间岛”的大量报道，日本民间在社会知识的生产上与日本政府呼应，造成对中国国民的欺蒙。而吴禄贞以为“边徼之地夙为我国民所不注意”，[63]原因在于中国近代地理学不发达，实际上更在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差异产生的区隔和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日本人对“间岛”的宣传首先影响了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中国边疆领土的认知。吴禄贞批评留学生李宗藩所作《亚东新天地》：“以讹传讹，是直恐日人间岛之说不能波及于内地，设淫辞而助之攻也”，[64]吴禄贞认为应该“名从主人”，使用伪造的“间岛”名称就恰好落入日本的侵略陷阱。李宗藩的本意是“我四万万人，皆长白山主，安忍听其自生自存于外人口吻之下”，[65]但既接受日本宣称“间岛”为一独立国的概念，其本意必然落空。吴禄贞痛心于“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翻印日人《最新满洲、朝鲜地图》，漫不加察，亦仍日人之旧，擅割图们江北纵横千余里之地以与人，疏忽荒谬之罪，殆无可辞。”尤其是中国国内外报纸“遇有延吉厅界务新闻或颜曰间岛问题，或称曰间岛交涉，或题曰间岛谈判，间岛二字遂洋溢于吾国民耳目之间，并无有精细调查而为之改正者”，无疑帮助日本用“间岛”取代中国的主权地名延吉。吴禄贞希望“我国民若已识破其术，则安可不急起直追，速图所以补救之策乎”？[66]吴禄贞显然意识到了国民的国家空间观念的重要性，边疆在国民的国家领土概念中呈现出模糊不清的地位。吴禄贞正告国民警惕日本以“间岛”篡易中国延吉领土的欺蒙手段，正是发现了边疆在近代国家建设中的危机的一个方面。
日本越境进入延吉厅虽然借口“保护韩民”不具有合法性，但“专用牢络韩民之手段，市义举以买其欢心”，在韩国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吴禄贞洞察到朝鲜挑起界务纠纷的的背景之一，在于“韩民越垦以来，韩之君臣上下无不艳羡其生计之富裕、田土之膏腴，时有越界敛财之举”，如今“日人派员越境，可以举朝鲜二十年来包藏之祸心而实行之，故韩民于日人在韩之举动虽多嫉恶，而对于此举之助纣为虐，则固乐表同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韩国政府支持日本在延吉的越境行动。日本针对“垦民”“为种种甘言以诱之”，“藉演说而蛊惑之，施小惠以愚弄之”，最终是“将欲夺之，必固与之”。[67]日本在延吉厅牢笼“垦民”的主要组织是“一进会”，属于朝鲜的亲日卖国团体。“一进会”在斋藤季治郎驻扎的六道沟设置总部，在各村庄设置分会。“统监府间岛派出所”依靠“一进会”“妄出告示，擅改社名，时复聚众演说，肆其狂吠，并阻止韩民与华人交易”，成为日本侵占延吉厅的有力工具。日本为了掩盖其在中国延吉厅的非法侵占行动，于是“用远交近攻之策，联络局外各国，为公同之目的”。吴禄贞有国际外交的视野，观察到日本先后建立了英日同盟、法日协约、法俄协约，英法俄等国“默认满洲南部为日人之势力圈矣”，并且认识到当时国际上“所谓开放中国之门户，保全中国之独立，不侵犯中国领土权者，不过外交上之门面语，而实以确定彼此之势范围而已”。[68]吴禄贞还调查掌握了日本笼络延吉厅法国传教士，斋藤季治郎越境以后“所建之衙署、所购之地土，皆教民产业也”，并与“教民之尤无赖者”“狼狈为奸之势成而边患遂因之日棘”。吴禄贞对日本侵占延吉厅的政策“知己知彼”，主张从政府、国民、韩民和局外各国合力对付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并发出了对日本侵略野心的时代预警：“居心何在？其决非为延吉一隅之地，可知也。”[69]
八、结语
吴禄贞的部属匡熙民在延吉边务公署环顾边疆，痛切地感到危机四伏：“西望西藏，羁縻计竭；北望蒙古，累卵势危；新疆则处处有隙可入；滇粤则时时肇衅无已。群雄环视，大欲酿成瓜分，延吉厅领土不保，则瓜分惨祸立至矣。”[70]吴禄贞以“守土者疆吏，守志者史官”自任，质问清廷“疆域广狭、道里远近、生产多寡、舆图详简，不能了然于心，有主权者宁无愧焉”！吴禄贞认为国家治理边疆“以为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而后人不欺”，国家面对日本挑起的“间岛问题”，“居今日，而求其所以不攻不欺之道，盖舍揭满韩界务之沿革，以释内外国人之疑惑，疆场之事，未由定也”。[71]中日韩学术界对“间岛问题”有丰富的专门研究，[72]但对于吴禄贞主持编纂的《延吉边务报告》挖掘和运用不够。清末中国的边疆危机已经联动的全局，正如吴禄贞在延吉的宏观全局而发现：“日人首发大难，派员越境。各国闻风继起，步其后尘。于是俄人凯舰蒙古、新疆，英人要求江浙铁路、西江缉捕权，法人于广西为种种无理之要索。我国外患遂有纷至杳来，四面受敌之势。则日人之派员越境，不啻为扰乱和平之导火线，牵一发而全身动。”[73]吴禄贞亲历了塞外内蒙古东四盟、西北陕甘和东北延吉的陆地边疆，对边疆危机的感同身受塑造了他近代的国家疆域观和主权领土意识。有着革命党人背景的的吴禄贞经由边疆建设推进近代中国的主权建设，走上一条与当时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革命党人不同却又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党人有所暗合的历史道路。
吴禄贞率队调查吉韩界务结束后整理资料期间，被任命为吉林边务帮办回到延吉，开始与“日本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进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博弈。吴禄贞在吉林边务帮办任上“综其前日所得，复旁考列国之舆图，移译西人之记载，证以日韩之邦志，断以国史及诸名家之著录，荟萃成编”，[74]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评价说“绶卿（吴禄贞的字）既为之考证图史，钩稽册籍，益以躬所阅历，见闻尤确，决知图们江北为我延吉区域，持论严正”。[75]吴禄贞组织周维桢编辑，王国琛和莫锡鑫润色校正，柏文蔚在韩国搜集延吉交涉资料“于韩国户部尚书补姓之子处购得一大东舆地图”，[76]正所谓“调集官私书籍数十种，钩稽图志亦数十种”，[77]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完成了《延吉边务报告》。匡熙民认为《延吉边务报告》的宗旨为“广收延吉为我领土之材料，报告政府”。[78]吴禄贞主持编纂的《延吉边务报告》从历史依据、国际法和法理实践等方面证成延吉从中国历史疆域到主权领土的近代转型。
注释：
[1]徐世昌等编纂，李澍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年，第70页下栏。
[2][5][6][7][8][9][10][11][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3][44][45][46][47][48][49][50][51][52][53][55][56][57][59][60][61][63][64][66][67][68][69][71][73][74][77]吴禄贞撰，朴庆辉标注：《延吉边务报告》，吉林文史出版社，年，第4、、37-38、38、38、39、39-40、、7、8、9、10、19、13、12、14、16、19-20、26、27、27、28、28、29、30、31、32、33、55-57、34、59、60、61、62、64、65、65-66、69、71、70、71、72、70、73、74、91-92、94、、-、、、-、、-、、、、、、、4-5、-、5、6页。
[3]吴禄贞（1-），字授卿，湖北云梦人，投入湖北新军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参加自立军，与孙中山、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皆有交游，回国后在在两湖从事革命活动，后调入北京成为清廷练兵处官员。其人最新的研究成果见王鹏辉：《吴禄贞视野中的边疆民族社会——以内蒙古东四盟调查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年第5期；王鹏辉：《吴禄贞的社会交游与清末革命》，《清史论丛》年第2辑；王鹏辉：《清末的边疆改革方略：以吴禄贞经营蒙古条议为中心》，《华西边疆评论》年第3辑。
[4]徐世昌等编纂，李澍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年，第9页。
[12]宋教仁：《间岛问题》，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年，第85页。
[27]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三联书店，年，第97页。
[42][日]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残务整理所：《间岛产业调查书》第1编《农业调查书》，东京高岛活版所，明治四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年3月20日），第48页。
[54]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三联书店，年，第页。
[58][德]大德陆军参谋处测量部绘：《吉林》，宣统元年（年）平版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62][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2册,日本国际连合协会，年,第93页；吴禄贞撰，朴庆辉标注：《延吉边务报告》，第页。
[70][78]匡熙民著，李东赫点校：《延吉厅领土问题之解决》，吉林文史出版社，年，第-、页。
[72]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中国学者有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年；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年；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年；日本学者有名和悦子：《内藤湖南の国境领土论再考：二〇世纪初头の清韩国境问题“间岛问题”を通して》，汲古书院，年；韩国学者有李盛焕：《近代东????の政治力学——间岛をめぐる日中朝关系の史的展开》，东京锦正社，年；白荣勋：《东????政治·外交史研究——“间岛协约”と裁判管辖权》，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出版部，年。
[75]陈昭常：《〈延吉边务报告〉序》，吴禄贞撰，朴庆辉标注：《延吉边务报告》，第2页。
[76]柏文蔚著，文明国编：《柏文蔚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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